博客顺风——当思考成为习惯，成功将随之而至

“二八”法则·有计划的市场经济·“长尾”理论

    现在的亚玛逊已经不仅是销售自己相关产品的甲方服务商，他通过吸引Target这样的大销售商以及成千上万个中小商家乃至个人商户的进入，正在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市场”——供给、需求、库存以及交易、消费反馈、信用等多方面的信息得到完美的积累、管理和运作，一种“市场”与“计划”的经济结合体正在诞生。

    按照传统的观念，计划经济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市场本身——无论在完全竞争还是非完全竞争环境下——都只承担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维护经济理性和经济秩序的职能，市场在无数大小各异的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一副被动而迟滞的面孔，或者说当一些交易行为没有发生时，市场对此只有无能为力——即使这些交易行为因为供应或者需求的内在的存在而显得迫在眉睫，市场也无法为此做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小事。

    市场从来没有成为“主体”，宏观经济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从来没有通过“市场方式”得到落实和体现，这就是过去的经济发展史——政府不得不完成市场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其极端表现便是在二十时机一度盛行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计划经济实验在二十世纪的失败源于某些超前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教条，但这些失败的案例同时又制造出一些新颖的“教条”，诸如“计划经济必然是政府干预的经济形式”、“计划必须从市场之外寻求答案”、“在当前的历史阶段计划经济只可能在微观层面实现”、“经济计划性的基础如果不是政府行为那么只可能存在于微观的企业行为之中”、“市场本身的计划性智能根本还没有提上历史的议事日程”。。。。。。等等。这些观点都对经济的整体智能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而其认识根源在于没有从全新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立场去思考经济的未来。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政府的计划控制”与“市场的自我调节”的简单加总，而是基于“市场”本身的某种智能发展而来的对经济趋势、经济关系的预见性的设置。“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描述知识经济、全息经济真相的另外一种方式，其根本特征在于培植出市场本身的计划性，而这一任务由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和信息机制所发现，由“社会化小生产”的核心部门——“渠道部门”——所着力解决，并且由大量“长尾”巨头在不同领域进行多姿多彩的具体实施。

    如果说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整体缺乏某种主体性束缚了市场智能的发育，那么基于互联网的“新知识和信息机制”在造就了“长尾”经济的神话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具有第三方立场、社会性恝置取向、“新垄断”特质和全球影响力的“市场的代言人”——正是亚玛逊、eBay、阿里巴巴们对宏观经济的社会性“知识、信息和数据”进行的操作和运营大大增强了宏观经济理性。他们分别从市场的某个剖面出发，面向细分的不同产品、服务、社会分工、市场行为，营造出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社会化的经济平台和经济生态。所以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只可能诞生于“长尾”经济高度发育之后，而且直接由大量“长尾”渠道的商业巨头予以实施。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表现出典型的“数字经济”的特征。相对传统的市场经济而言，“长尾”的渠道部门对经济活动的相关知识、信息、数据、人性、智力、道德品质、经济联系性等方面的操作运营，替代了传统的对物资、资源、资金等经济要素的操作和运营——对亚玛逊而言，他的办公大楼的、装潢、清洁以及办公用品、电脑的采购分发等事项，都远远没有其网站上的活跃商户们的动态信息重要——甚至亚玛逊与这些商户从不见面、从不发生任何直接的经济联系，他只为他们只提供一个开放的虚拟平台。对未来的“长尾”巨头们来说，“数字”是最重要的原材料、产成品和资本，一切经济活动起于数字并终于数字。

    伴随着“长尾”经济时代的到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化小生产”应运而生，“长尾”化的“渠道部门”的大发展将成为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他们以为“市场”代言的方式，重新确立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市场的计划性”，并直接从其社会性增值中得到巨大的分享。

“二八”理论*渠道部门*“长尾”理论

    在“社会化小生产”的诸部门中，渠道部门发挥最关键的作用，对 “机器生产部门”和“创新部门”起到联结、整合的功能。如果说在传统的生产领域因为知识和信息机制不完善条件下的传统“渠道”的缺陷而导致了“社会化的大生产”，那么新崛起的“渠道部门”则成为生产部门的“指挥帮”、“交通警”和“导盲犬”，成为生产领域的经济智能与“社会、市场和未来”对话的中间系统。
“渠道部门”指所有站在第三方立场，对具有“社会化”属性的经济的“知识、信息和数据”进行生产、管理和运营的经济部门，“渠道部门”是社会化小生产经济中的核心部门，同时也是“长尾”经济的核心构成。也可以说，一切正在成长的“长尾”巨头——包括亚玛逊、Google、阿里巴巴、百度等等——都在为全球化、社会性的“渠道部门”的建设添砖加瓦。

    “渠道部门”的成长先于“机器生产部门”的成长，但随着“渠道部门”的不断发育，必然会拉动和促进“机器生产部门”，以实现两者之间的相对平衡。“渠道部门”的成长史，在目前看正是“长尾”经济的发展史，是一段持续而深入的社会化的经济智能的开发、诞生和爆发的历史。

    阿里巴巴形成了全球最大的 “B2B”电子商务虚拟生态，如果在自身的全息智能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这里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渠道部门”——在联结、整合无数生产供应商以及产品研发机构的过程中对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的“知识、信息和数据”进行不断的生产和操作。同样，亚玛逊、Rhapsody、eBay们都在发展各自的“渠道经济”，他们的最终使命在于将全球经济从按照组织、利益、资本和财富角度划分的“块状”结构转变到从产品、服务、细分市场、社会分工角度划分的“条状”结构，这是一次空前的重组宏观经济的历史性进程，其根本动力来自全新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强大力量。

    在传统的“二八”经济中，各类经济组织侧重从自身的利益和绩效出发，主要依赖自身的“知识和信息”系统——决策系统——采取应对“社会、市场和未来”的行动，并且因其所占有的与宏观经济有关的动态“知识和信息”资源的相对匮乏，而无从实现自身系统内外的信息对称、利益平衡和行动和谐。所以也可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宏观经济的“社会化”——粗放的和总量的经济“社会化”——是以微观经济的反社会化为代价的，经济活动中的微观取向与宏观的和社会的利益取向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长尾”经济同时也是“全息”经济，原因在于“长尾”经济所培育的“渠道部门”通过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全息整合——让经济之间的无处不在的联系外在化并发挥更大作用，在改造微观经济行为使之趋于“社会化”和“宏观立场”的同时，强化了宏观经济的理性——在此基础上所发育而成的全新市场智能甚至见导致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职能的转移和变革。事实上，正是因为微观领域在传统经济中缺乏宏观理性，才导致了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一旦高度发育的“渠道部门”有条不紊地承担起对宏观经济和社会化的经济活动的知识、信息进行运作、整理和管理的职能，那么也可以说一种可以削弱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存在理由的真正自发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智能化的市场经济”——的诞生。

    “渠道部门”是直接对宏观经济进行操作的部门，最终会演化为直接对社会进行操作的部门。“渠道力量”不再象在传统经济中那样——仅仅意味着对流通环节的强势的发言权，而将意味着一种对“机器生产部门”和“创新部门”的强势的发言权：消费、 流通和贸易领域终于占据了对生产供应领域的优势地位，以“经济理性和经济智力的源泉”的姿态在“社会化小生产”的经济系统中发号施令。

    “渠道部门”将导致普遍存在的“垄断”，但这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许可”的“新垄断”——商业权力、商业利益和商业价值必须更深入地与“社会”分享，同时创新、竞争在垄断格局的变化中将发挥强大的主导作用。

    当亚玛逊垄断了全球图书虚拟市场的“渠道职能”之后，他既占有了庞大的社会性数据资源，又独占性地为后续进入的潜在竞争者设置了高不可攀的门槛。但这并不是问题，因为就某个第三方立场的“长尾垄断者”而言，任一其他领域的“长尾垄断者”对其都同样意味着“第三方”—— 这就是渠道部门之间内在的“第三方的第三方”的相互关系。

    对亚玛逊而言，其他领域的全球性“长尾”巨头同样具备那些优势的社会性数据资源，并随时可以进军包括亚玛逊在内的其他“长尾”巨头的领地。在此过程中，对新的竞争秩序的社会性保障机制显得异常重要，每个具有社会性垄断地位的“新垄断者”都无法忽视社会利益和社会大众的声音。

“二八”理论·机器生产部门·“长尾”理论

    生产部门的机器替代是社会化小生产的重要趋势，体力劳动被压缩到阶段性地不可替代的底线，作为劳动者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意义被重新定义。

    在历史上，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中曾经体现出强烈的“人”的体力价值的认识，这导致一度将“人”的劳动价值与矿山采掘、缝纫纺织等“肢体工作”更多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对应的福利经济、人道主义经济和公平经济的思想，以至到现在经济界还围绕着经济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唠叨不休。

    近年信息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反映了人的“知识信息价值”和“道德品质价值”在经济中的上升趋势，“体力劳动”日益为机器替代的同时，“知识信息”和“道德品质”在个人劳动价值中的比重日益提升，这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趋势——“经济结构的内部替代”引发的“人的劳动价值构成的内部替代”。

    基于机器和流水线作业的自动化体现了经济活动对自然界和资源储备的操作方式的改变，人类制造出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间体——在称之为劳动和生产工具、技术的同时，也更应称之为一种“中间系统”或者“转换机制”——以保证“人”的自身的活动的一部分通过这些“中间系统”变形为机器活动。

    当即将出现的大规模的自动化机器人生产猛烈地替代传统的人的体力劳动之际，我们应该看见有关经济未来的一幅重要图景，那就是通过让自然界的劳动对象逐步远离人类——中间出现了更加复杂的自动化生产系统——赋予人类自身之外的“物质”的生产领域以更多的灵性。

    “人”的生产领域和“物质”的生产领域并行，但后者一直与前者保持紧密接触而又壁垒分明的状态，或者说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大规模的集约生产总是与密集劳动相联系，人在直接地左右着物质生产的所有环节。而在“机器替代”的经济时代，物质生产的最终端和最前沿领域趋于自动化——这意味着物质生产出现了自发控制和管理的智能——一种机器的经济智能。

    劳动工具或劳动手段，以及劳动技术，在人类经济发展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再认识的过程。从农业经济的镰刀、锄头，到工业经济的蒸汽机、采掘机和大货车，到知识和信息经济的数控车床、半导体和数字影碟的生产流水线，“劳动工具”的外延逐步扩展到以人的肢体、体力远远无法简单控制和使用的程度，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劳动工具”正在成长为“劳动系统”——“机器”的内涵也进入了由需要人为操作的“机械”向自动控制、自主行为和智能反应的“机器人”方向转变的关键时期。

    整个经济史都在证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仅限于解决那些在人类自身之外所无法发挥作用的问题方面。换言之，所有可以由人类外部操作和解决的问题，都不需要人类再发挥作用。技术进步已经使得无数历史上的行业、工种、职业消亡，那些过去的劳动者的 “技能”在历史上曾经一度具有阶段性的价值，但是技术、工艺等“劳动系统”或“劳动工具”的进步使得他们被毫不留情的替代了。

    但是，既然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在于“让人类做正确的事”，每次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系统的关键性跳跃所导致的就业和职业结构的变迁总是顺理成章、顺其自然的在几辈人的传承之间得以完成。所以，重大的关键性技术进步在改变了经济结构的同时，总是呈现出其对人类自身的改变的一面——这里蕴涵着人类通过经济活动改变外部世界同时也改变自我的基本逻辑。

    经济活动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实践，既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过程，也是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类自身的过程。现在，正在发生和深化的知识和信息革命为人类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劳动系统的出现——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和信息机制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劳动系统”、作为过去相对原始的“劳动系统”的延伸和进化后的高级形态，也将改变人类的劳动结构。

    “体力劳动”的机器替代迫使人类在“知识和信息价值”以及“道德品质价值”这两个新的方向寻求更广阔的工作空间，这联系于人类的知识构成和知识素质的上升趋势，联系于市场的价值标准、价值尺度向知识和信息化的转移，还联系于经济活动的道德化和经济伦理的上升势头，联系于直接面向宏观经济的知识和信息操作的“渠道部门”的崛起，以及为了保持在经济活动中的“存在理由”而必须发展的基于人类独特智能的“创新部门”的崛起。

“二八”理论·社会化小生产· “长尾”理论

    “社会化小生产”是基于知识和信息经济的小生产。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而言，“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在于对知识和信息机制及其资源的操作方面；相对于集约和规模经济的现代化大生产而言，“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在于经济的分散、精细和个性化方面。

    之所以讲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的小生产活动无法产生规模效应，这既反映对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因为自给自足、相互封闭而造成的生产规模和效率的低下，更反映了缺乏联系性的经济活动与“知识和信息机制”匮乏之间的紧密的内在关系。

    “知识和信息机制”与经济本身之间存在强烈的因果关系，无论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还是现代化大生产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中，正是因为小生产单位与宏观而庞大的市场供需关系之间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纽带而加剧了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的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反之也正是因为缺乏广泛而普遍、深入的生产单位之间的互动联系而削弱和扼杀了作为客观存在的市场在整体上本应具备的那些包括价值发现、竞争平衡、利益驱动、创新激发等在内的功能，受到压制的不仅是市场以及市场活动，还包括市场以及市场活动的有关“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利用”。

    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与机器工业、现代化流水线、科学管理、标准化作业等相对应，新的统一而集中的大市场——及其对应的“知识和信息机制”——得以产生，但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日益发达的科技只不过在证明经济本身的原始、低级和无效的一面，或者说正是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大生产的高度发育，才揭示出人类社会在知识和信息主导的经济目标方面局限性如此之大，才揭示出超越现代化大生产的机械、单调、统一、集中的经济特性的任务和前景——必须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发展更加高级、理性而智能的社会经济形态，那就是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和信息机制所必然催发的“社会化小生产”经济。

    “社会化小生产”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化大生产”，是 “社会化大生产”的高级形态和延伸形态。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是粗放、外延和初级的经济“社会化”进程，那么“社会化小生产”则是集约、内涵和高级的经济“社会化”进程。两者的“社会化”含义在经济角度上都指向一种面向全社会——而不是封闭、孤立、单一的个人或组织——的价值创造，他们都属于一种“总和”意义上的社会化经济。

    无论是通过跨国公司、托拉斯或者其他具有现代垄断特性的“极端的规模经济力量”，还是亚玛逊这样“长尾”化的经济“集合器”，其在经济总量上的规模水平是形成经济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也可理解为某种社会的影响力——的基础。两者主要的区别，一是“社会化大生产”通过单位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乘以相对小的经济单位的总数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总量，而“社会化小生产”通过单位意义上的“不规模经济”乘以相对大的经济单位的总数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总量；二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大众商业传播力量结合形成了具有消费市场诱导和消费时尚设置特征的生产领域的“块状”规模——“社会化”主要体现于生产环节，而“社会化小生产”以亚玛逊、Google这样的“长尾”渠道部门引导消费者走向一种相对均匀和平衡的社会消费关系——社会化主要体现于流通和交易环节。

    “社会化小生产”自身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自然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的经济系统，其基本构成包括三大部门：基于机器劳动和少量“体力劳动”的生产部门；基于“知识信息劳动”的创新部门；基于“知识和信息机制”的渠道部门。

    “社会化小生产”划分出三大部门改变了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划分的“横向标准”，而代之以从宏观经济出发以功能和职能划分的“纵向标准”。前者之所以长期存在于传统的经济年代之中，是因为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匮乏，甚至在二三十年前人们都很难想象类似亚玛逊、阿里巴巴的、具有社会性知识和信息功能的商业巨头的出现——他们既运作和创造商业价值更运作和创造出空前的社会价值；而后者之所以成为现实，则是因为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逐步完善，这使得大量基于第三方立场的、占有庞大人性化的个人数据库的商业巨头们走上了经济的历史舞台，他们直接占据了“渠道部门”和“创新部门”的枢纽位置，并且强烈地刺激着“机器生产部门”的成长。

    就目前而言，三大部门的发展状况和相互关系还不平衡，社会化小生产的“渠道部门”和“创新部门”因为其直接依托于互联网的天然基因而领先一步得到了发展，包括亚玛逊、Google、阿里巴巴等“长尾”巨头们在内的“社会化小生产”经济的先行者们已经展示出其巨大的经济力量，而这一切都属于一种基于“社会化小生产”的先发优势。

二八法则·组织渠道和信息中介·长尾理论

    长尾模式的成功需要两大条件，一是用户的多样选择权，二是用户选择权的高性价比，前者侧重于营销长尾与“头部”的比例，后者则与“长尾+短头”的增值更加相关。在传统经济环境下，用户选择权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被压制，用户选择权的性价比也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偏低；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人类的经济活动获得了扁平化的信息渠道，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直接加强了长尾效应，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的核心角色是经济活动的“组织”、“渠道”和“信息中介”。

    互联网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将大大小小的经济单位以同样的信息机制联系成一体，一方面扩大了所有经济单位接触的信息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原有的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平等，这直接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机制及其生产权力、利益的后果，也就改变了经济活动各单位作为组织的相互作用方式，所以互联网是一个总体的组织系统，直接作用于所有参与其中的经济单位的组织机制，并且间接作用于全部的人类经济组织。

    互联网作为经济活动的“渠道”，冲击了原有的渠道结构，这带来的最大的变化首先是产生了观念上的新认识——一切渠道都是信息的实体，这意味着：一方面经济单位对于渠道的依赖因为信息机制的对称化和扁平化而总体上得到削弱，一方面传统的渠道方式受到互联网再一最大的“终极渠道”的冲击而逐步“后退”，在以前因为信息机制方面的束缚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被打破，任何渠道都必须充分利用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力量，增强自身作为一个实体的“信息”力量。此外，渠道的外延的扩张也是长尾理论的重要内容，渠道的“泛信息化”使得他不再仅仅是一个侧重于市场和营销的概念，而是越来越与经济获得的各单位的综合目的紧密的联系起来，比如人才、物流甚至现金流等等。

    互联网作为经济活动的“信息中介”改变了沟通，不仅仅体现在更加广泛和频繁的、低成本的外部沟通，更体现在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帮助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沟通。沟通必须符合目的、任务和逻辑的要求，越是有效率的沟通，越需要成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沟通，互联网在走向“运算层”前所积累的人性基础已经可以让他初步智能化的帮助实现上述目标，深度沟通渐入佳境很快产生了新的价值。

    互联网作为“组织”主要增加了用户选择权，互联网作为“渠道”主要提升了用户选择权的高性价比，互联网作为“信息中介”则指出了一条对互联网进行人性化改造的出路——打通关系和内容的通道并且据以“增加用户选择权”以及提升“用户选择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