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中国当代革新执政能力琐论（第一~十三，2万字）
文/顺风
（一）
历代政治革新者频出，成功者寥寥，姑且不论其所在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者殖民社会的背景，也不论其所在的民族纷争、生产力水平、土地集中状态、社会技术水平等背景，我们也许绝对不可忽视一些基本的革新规律。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新者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与传统和过去的决绝，意味着与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割裂，因此革新者总是面对来自反革新者的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先天性的反对动机。无论革新是否成功，随着革新的深入，他们将面对越来越大的包括人身危险在内的危机，革新的深刻、尖锐总是与革新者的个人安全、人生和事业的延续成正比，从这里我们可以发觉革新在力度、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规律性。
革新的节奏影响到革新的成败和革新者们的安全。渐进式的革新往往能够在稳定的局势下实现循序渐进的变革目的，而极度迅猛的革新刚且易折，往往遭遇打击半途而废。但是，在革新的节奏之外，革新的前途还为革新者的政治素养、革新的外边环境、革新前的社会危机和资源制度方面的基础、革新策略、革新战略、革新的技术因素、众多历史性的影响范畴、众多地理性的影响范畴等所左右。因此，考察历史革新政治，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不可能脱离包括革新者、被革新者在内的整个社会关系状况。
“宽猛相济”、“戒急用忍”、“乱世用重典”等政治智慧的短语中，也蕴涵了历史革新政治的经验精髓。在“圣”、“王”、“霸”、“儒”、“法”、“道”等诸多革新路线之中，都存在上述政治智慧短语所代表的内在规律。
世乱则急，世平则缓；世酷则仁，世宽则厉；世刚则随，世柔则猛。根据环境特点决定节奏，是革新设计的一个基本前提。以儒、法之比，革新为政之道，于宽、随中可用法，于酷、厉中也见儒，儒法互为体用，本来就无一定之规，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实事求是的进行灵活的革新设计。这一命题，反映了革新政治的两大要求，一就是根据客观形势和条件设计革新，二就是保持革新的灵活性和因变性，我们可以分别概括之为革新政治的“客观律”和“因变律”。
革新在现代无处不在，范围大至少一国小至一城，各自有各自的“客观律”和“因变律”的要求。比如面对西部小县城的区域性革新任务，一味“用忍”、一味“仁”“恕”显然不行，重症之下用猛药获实效，革新者往往必须优先选择严厉、行政、训诫的方式来强行普及和推广先进理念，以提高赶超效率；换至于沿海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大省，上面的办法则不可行，区分情况、寻找要害、分布推进则为上策。若以行政区划设置为例，如果一个各方面区位、资源、文化等状况接近的大区人为划分出若干小区，美其名曰灵活放权、鼓励竞争，其在增加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的所得，却往往无法弥补在统筹规划、协同步调方面的所获；反之对于区位、资源、文化等差异较大的一个大区来说，分清比较优势、寻求差异化发展路线、划分出若干小区则不失正着。
革新者往往抱有强烈的天下意识和民众意识，经世济民、入世报国的个人理想色彩相当突出。因此，对于革新者而言，在个人修养和性格方面的要求往往不偏于主观上的道德锤炼，而更加偏重性格上面的协调和平衡。一个具有革新意识和革新能力的革新者，刚愎自用、孤立无群经常成为其致命的性格缺陷，特别对于一些在世乱处用“急”、世宽处用“厉”、世柔处用“猛”的革新者而言，在必要性的强力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更加要防范“好人伤害”的后果，同时也要防范破坏制度、重标忘本、革新无法传承的后果。同时，革新者随着阶段性的成功和获得成就感，性格中逐步积累的过度自信、经验主义的元素也大大增加了“一贯正确论”带来严重后果的危险。对于越是成熟、成功的革新者，其性格中越可能出现的失控危险，在革新制度设计中越需要预先增加强有力的约束和控制机制。特别是在某地因为革新而升迁的革新者，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其个人事业和新的革新区域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经验主义和自信膨胀；二是过度自信加剧了个人学习意识或者学习能力的削弱。
现代革新者多依托行政权力推行自我的政治主张，在个人目标方面便有两大取舍，一是从政一方、造福一民、留官声官誉于一地的本位主义革新；二是就事论事、革新全局、探索制度、注重延续的开放意识的革新。前者往往博得一方清官能吏之名，亦留下一方福祉，但是有可能出现急功躁进、继承乏力的问题；后者革新注重学习和推广性，侧重制度优化和全局思考，往往能从一时一地的革新形势分析探索出有代表性、可广泛推广的制度创新，进而对于全局革新具有相当的推广意义。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加呼唤具有全局战略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开放革新，并不应该提倡仅仅注重本位实绩的保守型革新，因为严格来讲后者的革新程度和价值还无法与前者相比。
地方官员为政一方，政绩卓著的原因固然有一定的革故鼎新因素，也可能与地方潜力、争取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前任打下的执政基础有关，更可能与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有关。革新力是执政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执政成功显著的官员，其成功因素的构成中，革新的比例、深度或者科学性并不突出，他们更加热衷于拉大项目、造大市场、争大资源、我们讲这属于一种面向短期相干和表面成绩的本位主义革新，其中固然提出一定的学习型执政能力，但是他们多在学习招商引资、争取资金政策资源方面入手。相对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更加需要从制度创新、开放革新入手的革新者，需要他们在地方性的执政实践中为全局提供好的思路和活力。
从地方到中央的开放革新者构成了时代最需要和最宝贵的革新群体，他们共同推动中国的革新浪潮从外延创新和保守的政绩导向向内涵创新和开放进取的制度创新导向转变。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深刻的制度革新，与传统的行政和执政行动上的具体革新相比，就类似于发明创造与小改小革的对比，前者对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起到非常大的杠杆推动作用。
（二）
革新者的主动性应该体现在什么样的领域，其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有为与无为之间，在革故鼎新与萧规曹随之间，在政府干预和尊重市场自由活力之间，革新者都必须寻找一个适度平衡。过度自信的革新者需要纠正自身万事插手、万事不放心的毛病，他们既插手下属的职能领域，又引导整个政府插手很多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领域，实际上执政者的智商和能力并不构成改变有收有放有进有退的现代小政府体制的理由——这里又存在一个好心做错事、好人害好人的悲剧。获得短期执政效果与奠定长期机制保障相比，后者是革新执政者最终极的目标，同时也是最艰巨的目标，以至一些地区部门的革新仍然停留于小改小革、招商引资，而忽视了对于最重要的核心制度革新与革新学习能力的重视。
评价革新成功，同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在特定的背景和范围内对革新成效予以考察。在一个县域经济中的革新是否能够简单的在市域、区域经济中推广，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回顾其过程，也许值得推广的更加侧重于革新意识和破旧决心，而任何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思维都有害无益。不同行政级别、区划和范围内的革新环境、革新任务、革新要害点都大不相同，比如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经验，当移植到缺乏外向型经济基础和条件的内地小城镇，就难以奏效。
当然，一些成功的革新案例经常会面临迂腐而过失的责备。比如在经济发展与法制、人民权益之间，有时为了更好的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的而不绝对是法制的手段强行推进一些革新措施。无论这样的革新措施是制度性的还是面向短期成效，对于绝对而机械的法制论者而言，他们宁愿要坏的结果好的过程，而抵制甚至仇恨任何好的结果坏的过程，即使后者的“坏的过程”只是在时空两个角度对于民族利益进行的适度的调节和替换。他们忘记了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他们也忘记了中国各区域经济的革新执政者正处于千帆竞渡、万舸争流的大竞争中，不同区域之间在政策、资源、市场、体制、金融等方面正在进行一场实用主义指引下的发展经济的战争性竞赛——而在战争年代，胜利的将军是不可能被指责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绝对而机械的法制论者 理想主义的代表而不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他们拥护“教条是硬道理”而反对“发展是硬道理”，他们没有博弈思维，不相信老百姓今天付出适当代价去换取明天的收益的灵活价值，也不相信在革新执政能力中以局部的体制变通的代价去换取全局收益的灵活价值。
上述两种典型思维方式，代表了中国当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观，我们应该相信，实用主义的、灵活的革新执政观与教条主义的僵化的革新执政观，在推动改革进程中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加具体和务实的可行性，比后者具有更加强烈的学习和竞争压力，同时因为前者往往更加容易面对种种指责主义者的非难，而比后者具有更加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真正的革新者在能力上具备的全面反思制度和灵活的实践素养，往往是和他们的天下意识、民本意识、入世经济意识紧密联系的。
打造强大的革新执政能力，需要政府在执政能力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加强宏观规律研究和指导，明确各级革新执政者在革新中的革新价值观、行为准则、革新目标、革新策略、革新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以帮助各级政府的革新执政者不仅仅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在试错中前进成熟，更从政府主导的革新执政规律研究成功中汲取执政素养、降低革新试错成本、明确革新方向、提高革新技巧性。无论是历史上的变法革新者的宝贵经验，还是同时代的革新者的模式，都可以在学习推广中发挥更大的指导和借鉴价值。这样，革新执政者的革新行为就可以成为有自觉性、有压力、有规律性指导的高效实用型革新，这对于中国当代革新执政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三）
空降式革新者为了获得良好的政治环境，会面临艰难的人事选择：如果面对一个基础薄弱、观念落后、规模小的管理区划，决心采取猛、急之策和侧重行政手段推动革新以期速效，则人事调整在所难免——革新者的性格和力量往往决定调整的力度，甚至会出现全锅端的现象。比如明张居正为推行行政性革新，履新之初大兴“京察”，保证了官僚队伍与张居正的革新字路的高度统一。
换一种情况，如果面对一个初具规模、文明发达、观念已经走向多元化的管理区划，虽然也需要一定的人事调整，但是过分极端措施大多弊大于利，这一点一方面是由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大背景和反对者的力量的综合性所决定，一方面也是由革新所采取的侧重非行政化手段所决定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全局制度设计上的循序渐进历程，也反映了上述的规律性要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利益多元、观念多元、发展多元的革新大区划来说，整齐划一、强力整合、行政推动、清洗过去的做法明显并不明智。
无论革新者采取部分或者大规模的人事动作，都可能以反腐倡廉、维护制度为重要的突破口。对此，可能出现的“反腐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样的指责，根本没有任何正确性。因为反腐败本身就是政治斗争，我广大民众利益对一小撮腐败者的政治斗争，上述指责实际上忘记了社会政治斗争的阶级属性，而企图将之庸俗化描述为超越阶级的权力斗争。代表正确方向的权力就是进步的权力，代表广大民众惩处腐败者，从其维护社会风气和政府清明的目的性，综合以廓清革新环境经世济民的出发点，在动机上都没有被指责的理由。在获得权力和恢复秩序之间，革新者的目标是多元的，因为他们还需要高效率的实现自身的革新执政目标，这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在人事调整中对于贪污腐败的惩治不是唯一的形式，但是以行政效率、行政问责、用人失误等方面原因进行人事调整的事例并不多见，作为革新执政者，加强政府官员的执政效能考核压力、量化行政责任、完善行政约束和激励，既是加强人事调整科学性的步骤，更是进行开放革新执政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刚者易折，猛者易摧。革新者天生是以刚者、猛者的面目出现在时代面前，因此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革新风险”。革新风险既包括整体的革新事业的风险，也包括革新者自身的个人发展风险。笔者前文已经表达“革新风险”往往也验证了革新者的冒险精神以及使命意识，从道德的角度上大致可以发现，革新者多以民众而非自我为利益出发点，而从能力的角度，革新者之能，不仅体现于道德，更需要体现于对于“革新风险”的认识和控制。革新事业的风险往往和革新者个人发展的风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革新者的自我保护、执政策略成为革新成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革新者针对“革新风险”采取的策略性行动中，既包括适当的人事调整、革新手段的行政或者市场取向、如何争取更上一级革新者的支持等技术因素，也包括了策略性的违反原则、制度、规定的道德性因素，后者经常成为革新者被指责的主要罪责。
事实上，一个成功的革新运动，是由革新者、被革新者、外部环境、传统势力与新兴势力共同作用的矛盾系统，革新成功要素是由革新事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所决定的，海瑞式的清官模式以及伯夷叔齐式的道德榜样只有在需要纠正极端的道德灾难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余时间他们会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者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认识对革新者的道德指责，一方面必须结合革新事业的实用主义背景，比如“发展是硬道理”；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指责者成为革新的观念上的敌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真的可以代表道德，而更主要、更经常的原因是，他们本身是革新事业的利益损害者，如果革新增加了更多民众的福祉，那么指责者被损害的利益并不能够控制道德的制高点，他们反对革新实质是反对增加更多民众的福祉。
（四）
明智的革新执政者必然需要寻找策略盟友，其选择、接受、欣赏、推崇何人，其鼓励、崇尚、支持、提倡何事，其中都有一定之规，那便是成为革新者凝聚力的革新文化。现代革新文化往往包括对于民众利益的重视、自我实现于社会前进的意识、改变现状改变民生的抱负、尊重个性尊重他人的风度、爱惜农耕热爱劳动者的价值观，以及对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腐败者、保守者、自私自利者的厌恶和排斥，这么多不同视角出发体现出的文化行为，构成了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几乎呈现一存俱存、一灭俱灭的依存关系。比如一个厌恶和鄙视劳动者的官员，仅仅以出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新执政者，而他也不应该成为革新执政者的侯选盟友。
革新执政者必须善于从文化上发现真正的革新战友，一叶可知秋，一言可知行，往往官员们在不经意中表现出的言行最能够表达他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当代合格的革新执政者。笔者犹记今年两会期间央视集中柴静采访某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地方大员，眼瞅着目不斜视、大步向前的被采访者的庞大身躯，以及跌撞追赶中伸手擎着话筒艰难提问的柴静，被采访者的风度和对于他人的尊重可见一斑，也许其中确有不拘小节之处，但是在央视的公开镜头面前如此表现，于其自然言行中也让观众惶惑。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任务面前，聪明的革新执政者具有一种天生的天性，比如谄媚、虚伪、不尊重人、虚荣心等等方面的细微表现，在其面前都难逃法眼，因为作为一个革新文化深入骨髓的革新执政者，已经具有一种对反革新文化的天然反应，任何不正直的行为都引起他的激烈反应。
人性往往更加愿意接受自己成功、擅长、自豪的方面，而回避陌生、没有把握或者屈辱的方面，但是革新执政者需要在原则和理智之间寻求平衡，实用主义的执政策略和经世济民的革新理想虽然有时候会冲突，但是效果第一、效率第一能够让革新执政者压抑对于一些所反感的现象和行为的反应，这里也存在革新者必须尊重的生存策略，而政治生存往往是革新延续和深入的前提。
有时候革新者可能遭遇一些文化的矛盾统一体，他们高调的拥护改革、激烈的提出激进方案、勤俭自律，在很多方面符合革新者的价值观。但是在不经意间，他们又会暴露出鄙视穷人、对下级傲慢无礼、对于权力的深厚城府等等，对此类现象，应该说大多已经可以以文化标准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革新文化是紧密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矛盾重重的割裂体，这便是革新执政能力的“客观律”与“因变律”之后的第三大规律：“文化统一律”。
革新执政文化反映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和认识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革新文化完全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上述所讨论的当代革新文化之外，我们如果考察春秋秦商鞅变法革新的文化内涵，就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很多与现时代文明要求格格不入的范畴，比如“去强”、“弱民”、“尊君”、“连坐”、“驱民于一”、“令民归朴”、“废善任奸”等具有奴隶制特征的革新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与当时天下归一、反对多元的历史大势是有关的，与三秦民风奸狡、任侠好狠、贪利无义的国民背景也是有关的，这是一种符合当时奴隶制民族国家统一天下的大趋势的革新文化。
放之现时代，在全球走向多元化、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区域合作的今天，尊重个性、以人为本，尊重个人化和个人价值实现，已经成为时代性的先进文化。中国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法律的、市场的、行政的、文化的多种力量同时左右着我们时代的前进，革新执政者必须以此作为思考革新文化的大背景，准确甄别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革新文化？在人治与法制、市场与行政、集中控制与分散风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市场导向与道德导向、清正廉洁与贪污腐败、尊重规律与长官意志、群众路线与官僚主义、科学决策与权力决策、开放信息与封闭保守之间，中国当代革新执政者应该做何选择？又应该如何融炼出符合时代规律的革新文化？
（五）
革新者的热情也许是天生超于常人的，极端之如大跃进思维，作为理智的革新执政者，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现当代的革新执政领域，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大跃进思维。美好而超乎寻常的愿景描述往往让人在陶醉中迷惘，而这是革新执政者最需警惕的方向。对于超常规发展的度的把握，一旦上升到远离事物正常的发展轨迹，那么必然是反规律的，即使一时、一地的成效——其中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存在虚假的——也不能够正式某种地狱性的火箭速度可以推广到全局。
由此，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制度经验、信息经验、市场经验可以推广和总结，但是超越常理的速度经验不应该推广和预期。在超常规发展中，往往蕴藏者一些意识风险，比如速胜论者的懒人思想、一搏而胜的投机心态、与自我政治生命和年龄空间结合在一起的功利主义、对制度革新的不自信或者反对，等等。真正的革新者应该记住，开放而创新型革新经验的探索和推广，应该仅限于产生“合理速度”和“合理奇迹”的经验，包括制度的、技巧的、战略的、资源整合的、文化重塑的、组织再构的等等方面，而不应该包括非理性的速度。速度不是革新的目的，只是实现革新目标的途径之一，在速度之外，我们一要思考速度的合理性，而要侧重于思考速度背后的经验和力量。
全球性的经验表明，革新获得高速度发展的力量源泉来自创新，技术、组织、知识、制度、体制、行政、策略等全方位、多角度的集成创新，是革新者唯一聚焦的目标。对于创新的本质，革新者总能够将其与多样多元的形势、背景、环境相联系，将其与客观存在等待人民去挖掘的动态发展中的规律相联系，规律是本来就沉睡于彼、沉睡于此的，他们自发的生长，但是需要革新者去把握和使用，这个过程就是创新，就是革新。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的领会，为什么一个优秀的革新者往往也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
学习、创新、革新，三者三位一体的本质一致性，是和革新者的执政任务紧密相关的。革新执政者的权力手段，本质上具有划一的强制知识属性，知识是权力的源泉也是权力的归宿，因此先学习知识，然后创新，然后获得理想的革新。革新执政能力是一种通过多方面学习掌握革新规律的能力，他必须以革新者发现和掌握事物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哲学性能力为后盾，在纷纭繁芜的社会事务中抓住纲领线条性的主导因素，然后方可提纲挈领、对症下药。
革新力所需要的哲学思维能力，是最高级、最难以锻造的人的核心能力。革新执政者不仅仅要求自身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更加应该促进执政生态和执政体制内的全面思维能力的训练，不仅仅让执政官员具备核心思维力，而且必须打造有利于整个组织核心思维能力的长效机制。革新执政群体对于知识、管理、创新的认识、态度和理念，直接决定着组织的创新和革新能力，因此开放型的革新执政者与保守的本位主义的革新执政者的一大区别在于，前者重视全面而系统的组织革新学习能力的锻造，后者则侧重于产生直接政绩——至于其中的过程、路线、经验、教训、个人贡献、制度贡献，后者一般较少关心和总结——即使本位主义革新者注意到组织学习能力的重要性，但也只是将其作为实现政绩的一种手段，而从未直接面对这一目标。
与县域、市域革新执政中的保守和本位主义相比，如果省域甚至全局性的革新执政路线都偏离、忽视了开放型的制度创新方向，那么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会更加严重。按照改革成效权衡，一省的本位主义会向全局争资源、争政策、争特殊化、争优惠，这样一省的本位所得与全局配置的所失相比，孰轻孰重，堪深考量。当然，如果全面提倡开放的制度创新导向的革新执政路线，向制度革新要资源、要发展、要速度、要差异性发展策略，那么就可以在县域、市域、省域等不同层次构建多位一体的开放革新体系，全局性的革新执政必然在制度创新上呈现你追我赶、五彩缤纷的好局面。为政一方，革新一方，政府应该提倡和鼓励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围绕人的积极性、自觉性、创造力做文章，用好的制度引导人、激励人、锻炼人、激发人、挖掘人、培养人，让共同的目标、科学的制度、深入的个人参与和民主互动共同构建经得起时间考验、自然更替的革新团队，这就是革新执政能力建设的“团队律”。
（六）
革新事业是开放的还是保守而本位主义的，决定了革新成果的延续性和长效性。革新执政者为政一方，最终不仅要留下显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需要留下深入人心的革新文化环境、坚强有力的革新官员团队和科学完备、符合实际的革新制度体系，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重要保证，否则人走政息在所难免，乃至无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怪圈。稳定的制度结构才可以支持稳定的人事结构，正确的革新路线才可以保证构建更加完善科学的制度结构；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国家和民族间的竞争不是百米冲刺赛，而是长跑耐力赛，现在“跑”得快不代表以后“跑”得快，甚至现在在“跑”不代表以后还在“跑”，因此保持“长跑赛”状态，是国际革新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而这和开放的制度型、学习型和创新型革新路线密不可分。
和平、发展、改革、开放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世纪主题。在研究发展和开放的规律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在研究和平的规律性，坚持和完善和平自主外交路线的同时；在研究改革的规律性，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机制和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进一步研究改革革新活动的规律性，加强对2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以至人类有史以来历次重要革新执政活动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寻找其中的共性特性，推广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当前指导改革大局稳步推进、指引改革大业不断胜利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两大引擎，与技术性的革新执政路线相比，制度性的革新执政路线具有更加显著的改革杠杆效应，向制度创新要效益、省资源、节成本，已经成为改革大业进入攻坚阶段以后所无法忽视的任务，他促使革新执政者主动提升革新目标和革新效能，主动构建内涵挖潜型的革新制度体系，主动提高科学民主依法革新水平。为了保持改革和开放两种能力的平衡提升，为了保持执政者的革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平衡提升，为了保持执政的技术性革新能力与制度创新性革新能力的平衡提升，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革新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视、探索和实践，完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革新执政能力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坚持开放务实的原则，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吸引专家学者、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的同时，执政群体更应该认清自身在提升政府革新执政能力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把“革新力”作为执政能力体系中的核心一环，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主动培养、主动探索、主动实践。
革新执政能力建设应该从规律性入手，以实践为抓手，由点看面、由特殊看一般，由感性认识获理性认识、由局部规律获全局规律。在对革新执政历史回顾中，应该既肯定成绩也承认缺陷，通过正确的历史结论得出正确的未来路径，通过客观的态度来发现客观的规律；在对革新规律的宣传中，既重理论更重实践，既重一般性价值更重视与特定革新执政环境、执政形势的有机结合；在对好的革新模式和经验的推广中，既要大胆突破也要反复斟酌，尽量选择其中最核心的、最具有大范围普遍性意义的成功因素予以推广；在革新执政创新中，既公平客观的鼓励勇敢的探索者，也要坚持反腐倡廉、加强监督；革新执政理论的创新中，既坚持原则和根本不动摇，也要鼓励突破、主动突破，只要符合新形势下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提升全局性的革新执政水平，就没有任何必要怕“突破”、防“突破”甚至恨“突破”。
革新执政能力寻求新突破，就是要向制度创新要效益、要资源、要潜力，就是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向正确的革新执政路线要竞争力、要速度、要质量。因此，对于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中各种不符合形势和客观实际的部分，都需要以革新的勇气，从执政的高度，按务实的精神，抛弃利益的束缚，予以调整和完善，这是一种真正具有全局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正确态度。
（七）
核心执政者需要强有力的控制局面，在此基础上才可贯彻领先的革新路线，因此成功的革新者往往具有鲜明的控制性和执政风格。部分革新者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魄力令行政体系敬畏，部分革新者以和煦阳光、慢条斯理的理性令行政体系折服，但是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对于权力的欢迎和控制力，因为这是革新执政者政治理想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回顾历代重大革新，越是影响深远、规模宏大的变革，越经历激烈戏剧的冲突和对立，越经历强腕政治家的力量。这样的局面，其内在的必然性在于越是重要的革新，越具有矛盾而对立的两个特性：一方面重大革新的来临是综合历史因素积聚而导致的必然趋势，或迟或早的，革新必然发生；一方面革新执政者是上述必然性的加速器和推动人——秦商鞅变法后，经六世历11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如果商鞅之后没有张仪、公孙衍、司马错、范雎、蔡泽、李斯、尉缭诸人一以贯之的力行推动，则中国大一统一不知后推到何年。这里存在的就是革新的又一大规律：“人力律”。
没有革新执政者的推动，革新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革新的进程可能延缓。重大的革新需要集中具有时代先进性和思想高度的一批思维的先发者，超越历史发现方向，领先一步践行革新——这时重要的革新执政者可以成为规律性和趋势性的正确代表——所谓历史性的英雄，就是代表历史规律的领先行动者。中国成功的现、当代革新执政者往往能够把握执政力的使用方向和技术，能够以低的个人成本获得高的革新执政效果。他们的种种革新执政经验，比如对基层群众的和煦温和、对直接下属的严厉要求、对制度目标的可视化、对监督稽查的神出鬼没的随机性、对于全局信息的获得能力、对于不同人群的宽紧远近。。。。。。往往都具有积累革新执政控制能力的规律性。
在“人力律”中，革新的趋势是必然的，革新者的作用是或然的，不同的革新执政者对于革新事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力度，甚至革新者也可以成为失败的一代。革新执政者善用权力、巧控局面，才可以提高革新执政效果，保证革新事业的安全。但是，革新执政者在控制局面和保证革新安全方面，存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依赖自我的控制能力和权力运作技巧，走出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路线；一条是既相信和保证自上而下的权力运用，又争取和依靠革新事业的进步性所代表的所有力量，特别是来自广大群众的力量，这是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力量。两者相比，后者需要革新执政者具有更大的革新自觉性、自信心和革新智慧，也会奠定更加安全、广泛和理性科学的革新群众基础。
“人力律”本质上在承认革新执政者推动革新事业的作用的同时，并不提倡革新执政者单方面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坚持的是一种革新执政能力的有限作用论，真正革新必然性是客观的而不是人为的，是规律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是向历史和社会开放而不是向某个特定的人开放的——革新必然不是神的要求，而是他本质的属性。
明智的革新执政者遵循“人力律”，控制自我膨胀、过度自信和绝对的权力主义，同时又善于从体制和群众中获得力量和支持，善于寻找将规律性转变为现实性的突破口，也造就了革新执政者的实用主义行为方式。为了取得实效，越是成功的革新执政者越能够从观念和行动上使自己成为官僚主义的敌人。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官僚主义，已经成为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积累的一种历史性的官僚主义，这不仅体现在各级官僚的行为细节，更体现在各级官僚的思想观念的深处。革新执政一方，就是要消灭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官僚主义，必须从行动上和观念上同时入手。
比如对于细节错误，革新执政者可以打破分级负责的行政责任框架，打破循序渐进、分大分小的庸俗化了的系统统筹的行动惯性，随时随地纠正细节——成功的革新执政者的智慧在于，他读细节错误的纠正，不是简单的事件性纠正，而是上升到由事件到制度、到责任和观念的系统性纠正——其好处是，放开已经衰弱的复杂的行政体系自纠正体制，通过连续的多方面的“敲打”，进行全局性细节纠错的布局。这样的思路重点提升与细节错误有关的所有官僚、体制和观念的革新性，比较适合传统纠错机制相对失灵的体制。
与造就唐贞观之治的主要因素之一“教化”相比，上述思路可以视作一种当代革新执政的“教化”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传统和行政传统，改变观念和人——事实上在很多革新执政事业的失败案例中，思路设计的理想化、科学性并不缺乏，但是再好的体制也需要人的执行，革新者忽视了行政体系和社会传统的保守力量，平白给革新带来了不必要的致命阻力。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固然有变法制度设计不完全切合实际的因素，更与王安石所面对的包括官僚、知识分析、地主甚至小农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不理解、不接纳、反对、仇视是密切相关的。明张居正的革新执政则是另外一种悲剧，他在世时以字外上而下的革新执政控制力获得了虚假的表面上的观念统一，人亡政息，张居正死后被全面清算——62年后，明王朝灭亡。
（八）
革新执政者履新之初，就开始面临一个新的革新执政的系统任务，由此点开始的革新进程，必然遵循某种内在的科学规律，革新执政者的革新执政能力取决于对此的把握和运用。
对执政任务的现状，革新执政者需要作出地方和历史的形势判断，掌握哪些是微观或者中观的在政策、人才、授权、制度、市场、区位等方面可控的内部资源、优势，掌握哪些是宏观的在政策、战略、产业、市场、政治、意识形态、行政运作方式等方面不可忽视的非可控因素，从可控与非控之间寻找思维的切入点和革新的突破口，并且确立动态发展的关于“控制”的目标体系、预期体系。在“知己知彼”的问题上，革新执政者需要深刻细致的发现现状，也需要预见性、先验性的发现未来的趋势，对于“可控制”与“非可控”因素的把握，既包括学习和发觉真相的因素，也包括将“可控制”与“非可控”因素进行转换的因素，还包括技巧性的予以运用、落实到实践的因素。
通过对可控因素的和对非可控因素的底线、核心方向、利用空间、盲点的罗列、分析、确认、排队，革新执政者需要确立个性化的革新路径和原则性的路线：一是革新手段在市场、行政、法律、人才四个方面的有所取舍；二是执政风格在温和、严厉、平淡、中庸方面的选择；三是革新体系在开放型制度革新、行政型职能革新、综合型全面革新三者之间的准确定位；四是革新方向在发展经济、提高区域影响力、城市化、就业、完善制度体系、提高指标数值、探索制度创新、培养人才、教化观念、保护生态、维护治安等不同方面的有所侧重；五是对革新与执政的具体任务分清轻重缓急，明确最有效、最符合地方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六是如何加强自身推动革新事业的系统的革新控制力。
革新手段不仅仅是行政权力，但是行政权力对革新者而言是最直接、最重要的革新手段，因此必须作为推动革新事业、加强革新进程控制的权力保障核心善加利用。同时，在行政权力之外，革新执政者还间接的可以向市场、道德、法律、文化等寻找支持的力量，必须将行政权力与其他革新推动力有机整合，形成系统完善、互补互促的革新手段。
同时，革新手段的选择，也是和革新执政者自身性格、经历、知识背景、价值观、身心状况等密切相关的过程，革新执政者应该尽可能选择既与革新条件相匹配，又与自我条件相匹配的革新手段体系，以最大化的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革新手段的运用中，互相监督和被监督是重要的命题，尤其是革新执政者行政权力的监督和被监督，既是革新效率的保证，也是革新方向的保证，成功的革新执政者高度重视自律、他律和律他三大角度的监督工作，始终保证革新手段的健康、合法、合理运用。
此外，革新手段的运用中，广泛民主、专家路线也是重要的命题，革新行为、活动必须置于群众、专业人士、制度设计执行者、市场等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之下，在反复验证、反复完善中寻求科学性。
如果面对一个相对困难的革新执政基础，在市场、行政、法律、人才四个方面需要适当扩大人才革新的作用，重点打造好核心革新团队，以扩大行政权力辐射，进而影响所在区域的观念、制度、市场、社会；在一个法制薄弱的环境中，则必须以基本的治安目标为前提，不惜代价保障革新的社会稳定环境，为了获得这个效果，有必要强力推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制，而入手之处还是在于对于行政权力及其掌握者的优化完善甚至调整；如果面对一个相对落后的市场环境，行政权力和人才手段同样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仅仅寄希望于市场的自然成长或者“稍微加速”的成长，对于一个基数较低、社会文化观念较落后、市场环境较差、经济基础较弱、可控资源较少的革新区域来说，革新既是保守的，也是低能的，更是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
对于革新手段的甄别、取舍、侧重，也是一个动态发展、因时而变的过程。革新执政者对革新手段的善加利用、理性运用，体现在根据形势变化、任务不同灵活调整侧重点，在干预还是自由、人才路线还是市场路线、法制还是行政、民主还是集中、监督的随机还是持续、自律为主还是他律为主等等问题面前选择不同的答案。
（九）
革新执政风格是革新执政者个性化的执政作风、习惯、倾向、爱好的综合体现，既有决定于革新执政者个性的因素，也有革新执政者因时因地制宜主观设计的因素，对于不同的革新执政体系，可以形成不同的行之有效的革新执政风格。
温和的风格比较适应前期经历较大动荡、冲击或者尖锐对抗的执政形势，以化解猜疑、愤恨、不屑、偏执、偏见、历史关系等方面对于和谐协作的不利影响，因为在这样的革新环境中一个失去信任、充满对立的氛围已经成为革新推动的主要障碍；严厉的风格比较适应前期相对羁縻、颓丧、低效、严重失去法制、普遍没有责任感、相互勾结成党的执政形势，以形成高压瓦解原有的惰性和庸俗关系。平淡的风格可以作为观望性的策略的一部分，在比较错综复杂的执政形势下，革新执政者有时需要适当的作出等待，在抗清楚形势和关系的脉络之后再寻机出手，开始大刀阔斧或者润物细无声的行动，对很多成功革新执政者来说，这是谋定而后动的重要一步。中庸的风格也属于一种策略选择，在革新执政形势对革新者不是非常有力、革新控制力不是非常强大的情况下，面对一些尖锐对立的局面和力量，通过中庸策略可以争取时间、更好的寻找突破口，也可以保持局势的稳定发展，积累革新者自身的时间优势。
无论哪种革新风格，都不是绝对不变、绝对有效的风格，在革新执政的系统进程中，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主导风格，同一时期也必须同时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综合运用不同的风格，对于革新执政风格的运用体系必须坚持灵活、实用、综合的原则，以“简单有效行之可行”或者“复杂有效行之可行”的两条路线统领革新全局。
革新执政的定位决定了革新的性质、作用、价值和延续性，因此这是革新执政能力的核心环节。开放型制度革新是面向制度、面向长久、面向内涵发展能力的革新定位，革新执政者着眼于团队人才与制度机制的双重保障，力求形成革新区域的长期自我发展机制；行政型职能革新是面向效果、面向眼前、面向行政职能目标的革新定位，革新执政者侧重于业绩引导和政绩取向，重点争取革新区域的直接革新效果，革新者往往将革新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个人政绩予以紧密的联系，经常亲自花费巨大精力参与重大的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科技创新等等事务工作，但容易忽视制度和人才建设；综合型全面革新是融合上述两种革新定位的综合型革新，既通过革新政绩直接促进眼前的区域性发展，也通过制度革新保障长远的区域性发展，并且通过区域性革新探索为全局和长远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和革新模式，这是成功的革新执政者所擅长的一种革新执政定位，但是也意味着主动迎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革新的方向首先决定于革新执政定位是开放型制度革新、行政型职能革新还是综合型全面革新。综合的全面革新要同时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争取可视化、可量化的革新效果，体现在就业、生产、市场、金融、财政税收、城市化、生态保护、人口政策、社会治安等方面经济指标的提升；一方面要争取内涵性的革新成功，体现在制度机制的完善、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的提升、社会文化观念的进步、人才选拔使用的科学合理等等。后者是中国当代革新执政者更加紧迫和艰巨的任务，因为制度、创新、人才、文化是形成区域性核心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保证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所谓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就是以制度、创新、人才、文化为本的发展战略，这是革新执政者需要培养的最终极的革新执政智慧所在，也是革新执政能力的源泉。
革新执政是革新与执政的统一，既要完成执政任务，也要完善革新能力。分清革新执政的轻重缓急，首先要分清革新与执政的轻重缓急，确立制度导向的革新路径还是业绩正极征集导向的革新路径；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革新执政路线，在制度、创新、人才、文化四个方面，人才永远是最核心、最关键、最有效率的革新切入点。当前中国革新执政现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面向制度和机制的开放型革新相对薄弱，其中以人
（十）
革新执政者经常面对重大的战略转向，正如一艘巨轮在挑战航向时，总需要选择急转还是慢转，这往往取决于所面临的形势的紧迫性大小。当前方就是一座巨大的冰川则急转不可避免，内部的动荡随之而至，但是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当前方是向北一望无垠的大海，为了转回南方或者东方，则一个大圆圈型的转弯可以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付出最小化的代价。
对于后一种情况，往往发生于具有长期传统、体量庞大、社会结构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不稳定因素在潜藏中酝酿、各方面矛盾还没有表面化和尖锐化、激化的背景之下。身在其中，作为转向的决策者们需要确定两个不同关键时期的策略，一是在转向之初，这个时期带来的社会意识、心态和利益方面的冲击相对较大，所以上策是转向行动之前必须经过必要的酝酿和广泛研讨，转向开始后逐步施加来自新方向的影响和意识，以循序渐进的节奏稳步推进；二是在转向即将完成之际，这个时期新的方向开始走向确立，原有的方向影响较弱，最大的问题往往产生于新方向中的一些需要控制的不利因素，因为任何方向对于一个庞大的执政体而言，都必然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派生物，新方向的相关力量面对即将到来的一边倒道的胜利，有必要获得清醒和理智的提醒、规范。
在大的调整性转向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总是伴随着老情况和老问题同时出现，两者的斗争将逐步加剧，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认识此点并建立起关于此结论的强烈的简单思维，对于革新执政者保持革新的坚决性、持久力、自信心非常关键。正如水在火上，没有将他烧开那是不会拿下来的，对此在刚刚升火之际就应该建立起持续认识，并且提前作好水将沸腾的准备。
革新的坚决性来自对于战略性大转向的本质认识，也来自于必要的斗争精神。一种方向的调整必然带来对于过去的一些方向的否定甚至利益冲突，如果真正面临利益分配的重大选择，革新执政者只能够从形势和现实出发，坚定不一的按照既定的方向作出唯一的选择，切忌作出逻辑错乱的行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毛泽东、周恩来都作出了必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军事斗争的判断，而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影响下，既寄希望于当时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又准备开展土地革命和自我武装，两者之间逻辑错乱，反映出在复杂形势下、在重大转向中陈独秀们丧失了基本战略判断的敏锐感和斗争的坚决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既不能够把握新的方向，又无法对两种方向的斗争最终必然尖锐化这一趋势建立起必要的思想准备。
清末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体制进行重大的革新，但是同样没有正确认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以及必然出现的尖锐对抗，因此在斗争准备方面严重失策，从一开始就没有进行全面的强力部门的准备，以至一朝大变将至，只有仓促寻求一个错误选择了的外部救星。
综合而言，革新执政涉及方向和战略、利益的调整，从一开始就必须准备好随时将至的矛盾和对抗，积极加强自身的力量，否则会因为准备不足而产生一时甚至致命的被动。
（十一）
革新之义在于顺应历史潮流，因时因势而动，故革新之“形”“势”“利”的基础尤为重要。自古以来无数革新事业中，存在顺应社会发展方向的革新失败，但不存在不顺应社会发展方向的革新的成功，西汉末王莽新政堪称典型反面案例。
执政为民，不专为“革新”；革新只是执政的手段、风格、工具，不应成为执政的“目的”，而且在不同执政时期、社会背景之下的革新活动高低起伏的权重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社会、历史、国家和革新事业都必须遵循波浪式前进和循环式进化和的规律，不必企图不停止的进行同样高度、等级、水准、重心、任务的革新活动。我们应该认识到，革新是历史中最生动、宝贵、激越、变革的状态，但是革新不是历史的常态，只有确实发生了革新的社会土壤和历史要求，革新事业才能够水到渠成、势不可挡的走向胜利。
任何不区分社会和历史发展方向、不判断形势、不趋避利弊、不廓清需要的“革新狂人”，最终都会被自己所推动的违背规律的“伪革新”事业所埋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等推动“庆历新政”澄清吏治、富民强兵，但前后历时一年零四月即告失败，就因“形”“势”“利”三“败”。“庆历新政”前后，封建官僚利益纵横交错勾结一体，范仲淹、富弼等在宋仁宗求治心切的压力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仓促开始革新，朝野守旧势力依然庞大，宋仁宗革新意志不坚，革新派则软弱游移，加之“速胜论”指引下的很多革新措施难免粗糙草率，以至“形不清”、“势不强”、“利不实”，革新难免失败收场。
成功的执政能力革新是遵循社会内在需求和具备社会必要环境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之为，《孙子兵法·势篇》有云“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体察社情民意，深思形势利害，应时而为、趋势而动，则革新事业“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此为“未革新先胜之道”。
故革新执政者应致力于“真革新”而不是“伪革新”，从战略上切中肯綮、深入腠理的发现、良化、把握、引导社会的内在的革新需求，从战术上有针对性的找准革新的关键点、兴奋点、杠杆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制一点而及其余，必可收“择人任势”之全功。革新事业亦有“兵法”，革新之敌在于“守旧和落后、倒退、反动”，必先知己知彼，厚积形势，一旦革新大势已成则对于“守旧和落后、倒退、反动”诸敌胜之如撼朽木，一发即中。
革新事业先需观“形”测“势”量“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诸多弊病积累深广则可称革新之“形胜”；执政者以天下为己任“忠之属也”，大众文化潜移默化新土壤既成，上下朝野一致求变，则可称革新之“势胜”；民风务实、重商逐利、不慕虚无空谈，社会生利、求利、分利、重利之心既成，则可称革新之“利胜”。如“形”测“势”量“利”，三者“皆胜”，则革新必成。
（十二）
革新执政者的终极执政目标应该是社会和谐均衡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生产力是否应该作为一贯的核心执政目标大可存疑。从中国历史的治乱大循环看，不乏生产力在同时代高度领先但是仍然覆灭于“蛮族”之手的教训，极端的例子比如西夏以儒治国最终国灭族亡，党项全民族彻底灭绝。历史一再提醒我们，社会、国家、民族、阶级等不同范畴的历史性目标总是在交错缠绕、互相干扰中发挥作用，并不是所有执政者能自觉的认识到其中的合理性，也不是所有的革新执政者能够在革新活动中同时自觉的认识、设立并兼顾四个方面的目标。
以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兴起为一根本历史界限，之前大致是没有社会学、没有主动和自觉的社会执政目标的政治时代；而当前，人类正步向接踵而至的第二根本历史界限，社会学和主动而自觉的社会执政时代将从理论走向全面实践。革新执政者如何因应这一历史趋势，如何强化在传统执政范畴之外的那些涉及社会目标的重要活动，决定了革新执政者的革新路线的“当代性”、“创新性”和“预见性”。
在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那些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的，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到中介和缓冲的力量，那些推动社会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相互和谐平衡的观念，那些引导个人从社会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安全感并且产生参与意愿的文化，都得到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都在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全球执政实践。
当代革新执政者必须领先一步，在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项革新举措中，高度重视在社会成员公民意识培育、社会身份认同、政治参与机制、宏观的社会阶层结构优化、社区培育、社会信仰的凝聚等方面的革新规划。革新执政者不仅仅是社会大众需要的“哺养者”、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推动者、社会秩序的管理者——在这些侧重于物质领域的执政目标之外，存在着更为关键的、更为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为此，革新执政者还必须成为与时俱进的社会趋势的先行者、社会大众的引导者、社会结构的规划设计者。
革新执政的最高境界是成为一种符合社会趋势的自觉活动，成为一种超越纯粹的社会管理的技术性、具有高度历史性和人类性的“求道”行为。当与传统执政领域更为密切的偏物质性的执政目标在执政活动中畸形的占据了过大比重时，革新执政者无法逃避的一项革新任务就是恢复与“社会精神”和“社会平衡”有关的执政目标的重要地位。
革新执政者应该认识到“民富国强”的执政目标，更要认识到“民智社和”的社会目标。只有民众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只有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目标、社会成员诚信向上、社会自组织繁荣有序、社区文化和NGO组织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得到全面发育，才可以形成具有稳定结构和自适应性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正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互相促进、互为补充，最终构成革新执政的完整的目标体系。
（十三）
革新执政者在重大革新活动之前必须先经过深入的民意调查然后采取行动，此所谓主动的明智的革新；如果未了解民意、为辨别方向、未权衡利弊、未对不同政治力量折冲樽俎，贸然、率然采取重大革新活动，则易陷入主观跟不上客观之误。
越是重大革新活动之前越需要经过充分争鸣、讨论、酝酿，获得必须把握方可实施，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及拨乱反正为先导，为经济建设中心路线奠定了必要的把握，后续动作显得一气呵成、率无悬念。此段革新史上的典范提醒后来的革新执政者在越是重大革新活动上越要做好三个先导：一是类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舆论先导，二是类似“拨乱反正”的组织先导，三是类似“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定的方向的先导。
在上述“三大先导”的前提下，重大革新活动的推出还需要“三大思考”：
一是思考是否具备必要的民意或者人类性的积累，比如对于符合人类文明正确和进步方向的革新活动自然是高屋建瓴、水到渠成之举，而符合一时、一地、一国、一世的重大革新活动则需要衡量民意向背——对于那些自上而下型的重大革新活动则格外还需要衡量“官意向背”及其力量对比；
二是通过思考进行必要的形势判断和实力比较。必须分清重大革新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和主要冲击者，衡量他们各自的力量对比以及可能采取的后续动作，衡量在系统控制之中存在的那些非系统风险的程度和比重，衡量最好的情况和最坏的情况，如此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算是一种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不冒进不贪功的明智型革新；
三是通过思考进行必要的策略和路径选择，在保证安全性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寻找最优化和最经济的分步路径，做好规划和计划——比如在自上而下推动的重大革新执政活动中，必须先进行充分细致的策略分析，对革新活动的系统风险、革新绩效、社会和经济成本、机会成本、风险保障机制、阻力和促进力、外部环境及其反映、内部的主观客观结构等做到心中有数，而要力戒无备而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将导致巨大的系统风险。
明智的革新执政者总是做水到渠成的革新之事，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顺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依然引而不发，如是者三，则一发必中。尤以当今之世，科技昌明、全球一体，个人化、全球化、知识化三力合一，是采取重大革新活动的黄金时机，但对于革新执政者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到上述“三力合一”的价值和力道，直接关系到其形势判断、战略决策、策略取舍和自信程度，由此可知，历史上的所有革新执政者，其本质上都是走在时代之前的知识学习者，只有那些充分领悟和把握人类进步方向、切实学习和掌握最新知识趋势的革新执政者，才可能做到知己知彼、一击必胜，才可能在重大革新活动中稳操胜券。
——开放意识革新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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