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19~124篇，1万字）
文/顺风
“二八”法则·产品价值与人性价值·“长尾”理论
“长尾”经济的事实表明“信息”或者“数据”的价值。在传统的“二八”经济之中，与市场或者生产、采购、管理等有关的“信息”或“数据”对企业的“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仅仅作为价值链中某个环节的形式，而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够直接成为某种商品或者服务。比如说，在某个重要消费领域形成垄断的企业并不是通过将其用户资料对外出售或者分享而直接获得利润，这部分价值被封闭在人为设定的所谓“市场和产品、服务”的框架之内，成为了被隐蔽起来的价值的附庸。
按照传统的观念，有关市场、消费和生产、资源等方面的“信息”、“数据”代表了一种附属价值源，而可以面向市场出售的产品和服务代表主要的终极价值载体，这样“产品或者服务”与“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信息数据”之间形成了一种割裂甚至对立的关系——比如前者向市场开放，而后者却被冠以“商业秘密”的保守的外壳。
事实上，传统的关于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的定义、观念存在着历史性的局限性。在没有足够完善的知识和信息机制支持的背景下，产品和服务及其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性的活动、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都被深深地隐藏于经济活动的幕后，并且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按照习惯的经济流程对这部分价值进行直接的操作的可能性——比如予以外化或者转换。这导致了“产品或者服务”与“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信息数据”分别构成各自独立的“硬币”，但经济的真相却是，这两者应该紧密的作为同样一个硬币的两面来看待之。
经济为什么服务？终极而言，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和典型构成，经济行为必须有助于人类的自身进化、社会进步和整体理性的实现，经济的目的绝对不仅仅在于物质、财富、赢余，而应该同时囊括之外的社会目标以及从生物进化观点出发而产生的人类目标，经济的社会目标和人类目标在知识和信息机制得到完善的新时代，甚至将超越传统的“二八”经济下的纯粹而狭隘的物质目标——比如经济的道德化机制会促进人类的道德进步。
当把经济定义为对人类自身的满足时，经济的本质被庸俗化地理解为生产、消费和交换活动；因为缺乏足够完善的知识和信息机制，导致经济的庸俗目标（满足人类）与经济的本质目标（促进人类做正确的事）之间丧失基本的桥梁和纽带，这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结果；事实上，经济可以、应该而且正在变得高尚起来，以促进人类更完善的社会联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理性。
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在于检验其社会活动本身，在于以实践来检验实践，这只有通过对广泛而适当的联系性的揭示予以实现，这恰恰是互联网以及在其基础之上不断完善的新知识和信息机制的主要历史功能。从微观看，每个具体的交易、生产和消费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社会性联系，对这些社会性的全息关系的检验、外化和价值转换，才是未来的经济目标的主旋律——而现在的经济目标主要是为了让经济组织获得利润、让人类得到狭隘的 、缺乏联系性内涵的满足。
在这样的目标前提下，企业将面对“另外一个世界”的赢利前景——产品和服务不再重要，通过产品和服务所聚集的信息和数据才是最可交易、最可消费的价值形式——这恰恰和传统的“二八”经济规则相反。当Google、亚玛逊积累了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之后，这些长尾巨头将为自己奠定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对信息和数据的操作来促进社会价值的增值，并从中分享利润——而不是通过出售产品和服务。
从卖“产品和服务”到卖广告，再到分享信息和数据，这是“长尾”经济的两步关键性跳跃：第一步实现了交易内容的转型，并且诞生大量具有社会意识的长尾渠道第二步实现了交易方式的转型，让广告付费的价值逻辑建立在向未来的经济实践进行信用透支的基础之上。这种机制可以保证经济同时服务于传统的和未来的两个目标——“满足人类”，“促进人类做正确的事”。
在包括石油在内的不可再生资源发生历史性的价值复归之际，“人”的一块隐性资源将随着“长尾”经济的到来而日益凸显，那就是与人性直接相关的一切数据和信息，在这一人性宝库的基础之上将诞生未来的长尾巨头——如果问他们经营什么？答案是：他们直接经营万千大众的人生，以及全人类的历史。
“二八”法则·全球化的“社会化”·“长尾”理论
全球化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似乎只是面向全球市场组织生产和提供服务，“全球化”似乎仅仅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但这是天经地义的吗？全球化的浪潮绝没有这么简单——建立全球化的战略视野，必须在经济以外寻求更多、更完整的路径和答案。
全球化首先是人类的整合过程，经济只是目前所显示出来的其中的部分具体领域和内容，当主导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商业及其所驱使的政治动机聚焦于经济全球化之时，他们很可能忽略了自身即将遭遇的挑战和变革。
传统的商业和政治力量必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自我的升华和进化——具体包括商业规则、秩序和结构的转变，政治游戏规则和公共领域的管理原则的渐进式演变，组织和沟通的革命，社会性的联系方式的变革等等，而这一切全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式——那就是“人”在新千年所发生的关键性变化：这既包括作为个体的“自然人”的变化，也包括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社会人”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反映了“人”的自我扩张的内在动机，虽然对外扩张对任何确立全球化战略的企业而言是某种提高绩效的手段，但对终极的“人”而言这事实上是主要目标。
赋予“人”以更大的自由，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时空、联系等多个角度——这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或者说扩张自我本就是经济全球化所表达的人类最新的诉求。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重大历史趋势都和经济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很多情况下正是经济动机驱使一些关键性的人类历史事件的发生——比如自然灾害造成的人种的大迁徙、大融合，再比如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世界大战，等等。现在，经济全球化正是最新发生于人类身上的重大历史趋势的“进化之锥”，由经济发端，同时以及然后必然将发生于经济之外的其他很多领域。
所以，所有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之中的个人和组织以及国家、政府，仅仅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和观察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从这些先行发生的事实之中寻找即将发生的未来的影子。
经济全球化，所影响的远远不止经济。文化的融合、政治的变迁、意识形态的碰撞和消融、科技的繁衍、人种的变异、全新的社会运作方式的出现，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更深远的思考空间。
与其说“全球化”是为了融入世界、拥抱世界，还不如以说“全球化”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人类从来就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大社会，所谓“社会”从来只是一个被不同种族、国家所割裂的范畴，对“全世界”即使称之为“人类社会”，也仅仅是由不同的相对封闭的次级“社会系统”的断片所拼凑而成的某种“积木构造”。
“全球化”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化”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建设——通过消除历史的壁垒让“人”和“人群”之间的联系更加自由，所以本质上讲，“全球化”的目的和功能在于让“个人”和“人类社会”更加强大、富有效率。
人类的整个文明史，是一部不断打破阻碍经济效率的那些的枷锁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获取经济行动的自由的历史。在过去，战争和和平成为贯穿这一连续进程的两大主题，但他们都仅仅是更深刻的主题——让人类更自由——的衍生物，为了自由而在联系中不断发生碰撞和妥协，这就是战争和和平的真相。
全球化最核心的概念在于“全息联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形成无障碍的、无所不在的联系性，并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知识信息机制予以外化、予以转换。
“社会”是纳入“联系性”范畴的对人类的一种结构性描述方式，“社会化”本质上就是通过“联系性”的加强而得以实现。现在正在发生的全球化，正不断消除各种壁垒，不断增强人类自身的内在的联系性，不断加强人类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种族、地域的社会性。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全球化”就是人类统一的“社会化”，这代表了人类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进步，也的代表了人类增强自身基于地球的主题性然后走向太空的第一步骤。
“二八”法则·管理的内部替代·“长尾”理论
作为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要素，“领导人”与“制度”同等重要，这恰如“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两者都无非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同角度的描述而已，而且对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关键目标。“长尾”经济的事实正在让“主流”与“非主流”形成新的“知识和信息平衡”，这在具体的行为方式和机制上与“领导人”与“制度”的相互平衡有一定联系——“领导人”和“制度”共同在组织或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相互作用、影响、制约并相得益彰。
“制度”被“超级领导人”的光辉所掩盖时，组织和社会将陷入一种缺乏固定性约束的独裁性的不平衡；而当“制度”膨胀到绝对地规范、束缚一切时，则会严格地压制“超级领导者”脱颖而出，组织陷入缺乏创新和效率的保守主义的不平衡。
历史上的“超级领导人”往往并不产生于制度完备、“传统”和“惯例”高于一切的承平盛世，相反越是天下大乱越能涌现出强有力的领袖，他们是旧制度的埋葬者，同时也是新制度的开辟者。“制度”在社会和组织进步中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接力棒”，这一棒接得好与不好，取决于如何以制度来适应变化着的形势和人——包括领导者在内——的要求。真正好的制度，在于其制度文化的弹性，即制度本身的应能够适应未来，而不是为了维护利益。
“制度”和“领导者”是组织理性、组织智能的二元保障系统，两者的互动和作用决定了组织的发展方式和前进节奏。我们应该认识到，组织的核心智能并不是为了获得所谓的“绩效”，而是为了促进“个人和人类”做正确的事——比如按“社会、市场和未来”的要求行动——并且组织必须为此提供可持续的核心机制。换言之，既然“组织”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机制，那么对此而言形式上的“绩效”——包括效率形式、赢利形式或市场份额形式——都只不过是是“外部指标”，“绩效”主要是为了检验和证实更为重要的那些内在目标。
组织的财富、价值、存在意义取决于其成员间的相互联系，其具体联系方式则决定组织的一切“外部指标”。因此，如果设计某种组织制度，唯一的出发点就是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全息联系，管理将成为一种集中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进行直接运作的普遍性活动——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组织内部的专业性活动。
可以预见，未来的“管理学”同时也就是社会学、关系学和经济学，“关系”为管理提供了新的“对象内容”，而“制度”、“惯例”、“传统”、“规范”等所构成的过去的管理框架必须接受“关系”的融入——基于“关系”的“新管理”将成为主流。未来经济中的管理活动只面向“个人和人类”，并通过对“关系”的运行、操作和作用而实现。同时，因为“关系”中附载了大量在传统的管理范畴中较少地被考虑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管理会更加复杂化、系统化和精细化，“新管理”相对传统管理而言，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丧失了管理——但事实上，消失的传统管理领域被一些更具人情味并得到知识信息机制支持的内容所填补，这是确定发生的“制度内部的结构性替代”。
比如在“制度”领域的诸多变革中，以职位和薪资的关系变迁为例，管理职位与薪酬之间的关联性的制度规定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革，一些老的薪资规定被废除，更多新颖的原则、方法和分配形式不断涌现。众所周知，管理职位与薪酬挂钩是传统管理的制度性的惯例，这使得“管理职位”与其他非管理职位的分工关系在利益分配上越来越不平衡，这已成为金字塔状的传统组织行政结构的一大特色。那么，在传统管理的基础上开展的“扁平化”变革在“完善管理”的同时，真的就不会动摇“传统管理秩序”的基石吗？这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发生于“制度”内部的结构性的替代。
相对而言，扁平行政结构中的管理职位更加稀缺，员工为了向这个目标攀登必须进行异常激烈的竞争，这产生两个后果：
一是在传统的行政型管理模式中，扁平化提高了组织的效能，这是通过提高“管理职位”的标准要求来实现的，这使上升到管理职位的员工总体上更有实力——也更面临压力，但对更多在管理职位之下的员工而言，意味着升迁的机会更为渺茫，这似乎在说“组织效率的提升让大多数员工付出了更大的个人进步的机会成本”——其中暗含着“组织”与“个人”对抗性质的不公平性。
二是管理职位的日益集中强化了其含金量和稀缺性，同时也削弱了管理职位的意义。从多层级的管理金字塔向扁平结构的过渡虽然正在深化，但沿着这个方向不应该仅仅看见“管理的完善”，还应该看出“管理层次简化趋势”的终极目标。
也许可以说目前扁平管理结构中的“集中”、“稀缺”、“重要性”无非反映了传统“管理”的回光返照：管理职位的削减必然要求在企业内部培养强大的“自律性”和自组织机制，激发员工自我管理与削减管理职位代表同样的未来，那就是逐步消除传统的管理文化、职位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土壤——消除过度集中的分层权力控制结构。
管理职位的变迁预示着权力型管理的解体，管理权力应走向开放和分散，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包括：管理职权向全体员工开放；推动员工自我管理；增加管理职权的流动性；粗机动态组织的发育；倡导面向“目的、任务和状态”的“即时组织”；等等。
但在上述具体而复杂的变革方式、创新事实和过度事件之后，我们更应该发现其背后的内在的趋势，那就是由“制度”和“领导人”组成的管理系统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性替代，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领导人无处不在，管理无处不在。
“二八”现象·机器替代·“长尾”理论
生产供应领域的变革具有替代经济的特征，但这并不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对老技术、老产品和老市场的传统意义上的替代，而是一种经济结构内部发生的部分元素的比重上升而对另外一部分元素的替代，如知识资本的上升对非知识资本、弱知识的体力劳动和手工劳动的替代，或个人的个性、自主意识、自我价值对统一控制的行政结构、行政权力的替代。生产供应领域出现的“保护主义”风潮实质上反映了上述替代效应中的冲突，其中包含所有历史、现实和未来在观念、利益、机制、文化等方面的激烈碰撞——或者说反映了“被替代者”自我保护的立场。
此外，从某个特殊的角度看，生产供应领域的“替代性变革”也来自消费流通领域的外部作用，变革的压力既产生于系统内也产生于系统之外，知识化、信息化具有内在的要求，将生产、供应、流通、贸易、消费等经济诸多换界通过知识和信息机制联结为一个全息的整体，每个环节都应进行各自的自我改造。
生产供应领域的来自“人”而不是“机器”的劳动构成会发生持续的替代性下降，这在短期来看似乎只不过是对就业结构的挑战，从长期看则必然存在某条出路或答案，使“就业”及其保护主义不再成其为问题。
“机器”主义在历史上成为工业化历程的一个特殊的投影，或者说“机器”主义代表了另外一种对经济史的描述风格——“机器”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作用不仅是制造出对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的阴影，相反恰恰是“机器”主义刺激了“人”的经济角色的觉醒：当个人的“劳动力”主要以体力方式——比如拉黄包车的车夫所赖以谋生的方式——表现出来之时，“机器”成为特定的就业人群的敌人；但当个人的“劳动力”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出知识和信息的素质之时，“机器”工业的“横行肆略”只不过在为全新的知识和信息经济作出一场必要的大扫除。
社会经济的“社会化”趋势将导致经济部门的重组，尤其是与知识和信息紧密联系的“社会化渠道商业”的崛起，将削弱“甲方经济”的传统立场，生产、工厂、顽固的组织、流水线都不再重要，这些领域如何与社会、市场和未来发生更紧密而理性的联系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件。这一变化，体现在“机器”主义方面，表现出更高级的机器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机器”经济在整体经济中——尤其是“甲方立场”的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会上升，另一方面“机器”经济又必须追赶和适应高速前进的、由人真正主导的“知识经济”——这实质上是在呼唤机器的“拟人化”。
“机器”和流水线具有同样的特质，那就是将社会和自然的资源、能源转化为对人的部分功能的替代——这必然持续的降低“人”的体力劳动力的价值，同时也必然会逐步提升“人”的智力劳动力的价值，换言之，当“人”的体力劳动力的贡献为“机器”逐步替代的同时，“人”的个性化的知识和信息功能会真正成为经济的主导因素。
“长尾”现象表明，体力劳动、钢铁水泥、机器流水线对具有冷门性质的、分散而小规模的经济活动而言往往只具有一些象征性的价值，越是冷门的领域所积累的人性、人智以及人的独特个性越是庞大，这些部分都非传统的“机器”经济所能替代。
“机器”替代的本质是“外在资源”对于人类目前可转换的自我构成的替代，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范畴，并且可以讲真正的经济的目标就在于实现全面而彻底的机器替代——这将和社会性的以及科技领域的进步同步前进。“长尾”现象向人类描述了“社会化渠道”对经济进行统治的前景，而“机器”替代则对“甲方经济”、“生产供应领域”的未来给出了答案。
“二八”现象·传统流通的异化·“长尾”理论
在传统的“二八”经济中，产成品出厂之后往往经历若干个“库存”环节以及相应的不同“物流”过程，“流通”过程中的多环节、长渠道、长价值链特征较为明显，这直接导致了流通成本的居高不下。从本质上讲，实现产品或服务价值的理想状态应该具有直接消费、精确满足需求、短渠道、少环节的特征，产品生产如果获得足够完善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支持，完全可以与终端消费者进行“一站式对接”。
那么，在传统经济中的“流通”过程，主要弥补由于知识和信息机制匮乏而导致的哪些方面的功能缺陷呢？答案是，传统的“流通”过程，主要具有“信息匹配”、“信用监督”和“地理配置”这三大功能。
传统“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匹配”功能，主要为了让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与最终端的消费需求实现供需匹配，或者说作为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匹配”这一环节的投入属于为了完成交易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一种受到知识和信息机制的约束而被迫付出的价值。但是，传统的交易成本高企不下，并不仅仅取决于上述供需双方匹配的需要，在既已形成的庞大的流通和物流商业系统之中，业已存在的成千上万个商业企业代表了另外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来自传统、并且积累于历史的那种对利润、赢余的渴求，构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充分成熟的“利益系统”，并且直接将其整体的利益诉求加诸于市场交易之中。
传统“流通”过程中的“渠道”和“物流”方面的商业力量，本质上既是必要的信息匹配系统——具有一定的弥补知识和信息机制缺陷的内在价值，又是不必要的特定的“利益系统”——这部分利益与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功能无关，而直接取决于相关的无数企业的“赢利”游戏，或者说大量的商业物流企业其实并没有百分之百地创造真正的价值——在其销售总额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消费者的愚弄和催眠、对市场交易规则的人为设置、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商业价值的压榨。
传统“流通”过程中的“信用监督”功能，主要为了形成对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品质信誉的社会性的监督机制。现代流通领域目前已经囊括了包括广告、促销、客服、产品设计开发、定制等功能在内的“大流通”功能，上述各环节都同时融合依附了一定的社会参与及社会性的监督机制，或者说流通环节成为传播、检验和散步与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信誉、性价比有关的社会信息的关键性领域——这些信息及其监督既不发生和传播于生产环节也不发生和传播于终端的消费环节，只有在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结合部的“流通环节”才是最合适的领域。
问题是，传统“流通”过程中的“信用监督”功能既包含了能够产生内在价值的必要成分，同时也不断积累和助长了人为的操纵和话语设置。充斥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数广告、软文，产品和服务说明中的滥美之词，消费者在主流消费时尚中的自我迷失，商业流通企业的“利润至上主义”，都扭曲、削弱和异化了传统“流通”过程中的“信用监督”功能，加剧了市场的虚假构成。
传统“流通”过程中的“地理配置”功能，主要为了形成产品服务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合理的地理空间分布关系，其目的在于保证消费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运输和存储成本。显然，现代化大工厂的巨大仓库不可能直接向所有终端消费者发货，在两者之间必须存在必要的中介存储性的“中间仓库”，在传统经济中这一功能被“流通”环节所承担并被过度地放大为一种不合理的“中间仓储利益机制”。“中间仓储”的空间分布和管理控制应该决定于社会性的供应和需求关系及其各自的地理结构，因此“中间仓储”实质上应该具有一种社会性的地理配置机制，但在传统的“流通”过程中，这一机制被掺入过度的商业诉求——众多流通环节的商业力量根本不以社会性的、宏观而整体的“供需关系及其各自的地理结构”为指针，而仅仅以自身的利益为行动的出发点，这同样导致了“流通”过程的“地理配置”功能的削弱和扭曲。
由上可知，“流通”过程必须完成“信息匹配”、“信用监督”和“地理配置”这三大功能，必须以“社会化”的供需关系的立场来指引自身的战略和行为；但在传统的“流通”过程中，企业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漠视、忽略了“社会化”的供需关系，导致了影响“流通”效率和价值的两个后果：一是“流通”领域的虚假增值和恶性膨胀，二是“流通”领域的功能缺失、扭曲和异化。
“二八”现象·长尾革命的条件·“长尾”理论
工业革命的硝烟在全球尚未散去，知识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互联网的深入变革由进一步将知识革命推向“长尾”效应的新高度。“长尾”已经成为知识革命最新的注脚和最有历史性的现象，其中折射出在全球化、知识化、社会化、个人化、多元化等潮流的交融之中所发展出的新的时代特征。
“长尾”效应预示着一场合剧烈的知识革命，其意义和影响一点不逊于发生于数百年前的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历史所证实的那些相关的外部环境、主导因素和前提条件，在其影响和发挥作用的方式、逻辑、机制上，仍然可以给予“长尾知识革命”以重要的启示。
“工业革命”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革命或者技术革命那么简单，其进程首先属于人类社会的一次历史性革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巨大变革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时空同时展开，汇聚成一个更加强大的整体性的历史潮流，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图景。现在，“长尾知识革命”同样将给人类带来在知识和信息时代的一次“突变”，同样将在既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背景下揭开“知识和信息机制”全面影响人类进步的序幕——包括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活动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沟通和组织以及各类社会性的活动。
“工业革命”在欧洲、北美、亚洲、俄罗斯等全球不同区域的发展历史迥异，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以其独特的“工业革命”轨迹来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从所谓工业革命的经验上升为工业革命的规律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影响“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数不胜数，既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社会积累和投资意识、社会制度、诚信体系、金融业水平，还包括区域性的地理、气候、历史、文化、人口素质乃至民族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特征，这么多“变量”决定了“工业革命”在每个国家都构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难以横向比较的系统进程。
确实，工业革命的路径本身就异常复杂——并且难以从中寻找到“规律性”的蛛丝马迹。同样，正在深入进行的“长尾知识革命”对具备不同背景的国家单位而言，也是由各自独特的制度、经济、历史、文化等内部条件互相激荡、综合作用的结果，必须独立而因地制宜的推进“长尾知识革命”——这是由工业革命历史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
“工业革命”伴随“资本主义革命”而发生，资本的原始积累无疑是工业革命进程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达到这一条件的路径在不同国家仍然呈现出前姿百态，无论是德国的金融信用转换模式、俄罗斯和日本的行政预算组织模式，还是英国和美国的殖民掠夺加市场积累模式，都几乎取法总结出某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的一致性，只有目的性——资本原始积累——作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不同国家得到同等的重视。同样，“长尾知识革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在于通过不同的国家或社会路径，达成最基本的一大前提条件，那就是“知识资本的原始积累”——让社会性的知识和信息及其机制得到最有效的发展。
在“长尾知识革命”中完成知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之中不可能绕过那些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比如知识人的自由、知识资本的投资意识（创业）、知识金融的成长、知识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的知识产权环境、社会化的知识渠道建设、对于“尾部”的生产供应和需求的激发和刺激、对知识和信息重要性的社会意识，等等。
在影响“长尾知识革命”的各类因素之中，有的因素的缺失可以被其他因素和具体措施所替代，有的因素则会对这一进程制造指明的障碍，还有一些因素则可以发挥更加主导性的作用。比如一个健全而发达的或联网基础设施及其社会性的使用习惯将有助于培育“长尾知识革命”的优势——中国正在通过行政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快速接近这一优势，再比如知识人的创业意识将为中小企业——也为经济机体——注入巨大的“长尾知识革命”的能量，进而反过来为“长尾知识革命”提供深厚的知识资本积累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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