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110~119篇，1.7万字）
文/顺风
“二八”现象·战略、创新和管理·“长尾”理论
“创新”与“管理”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器。“管理”的目标是帮助个人、企业等各类组织“做正确的事”，而“创新”的目标则是帮助确立在所有种种“正确的事”中的“最重要的事”——创新应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对机会成本的把握方面。没有创新的管理是无效的管理，因为这会使很多非常重要而且正确的事情从日程中无谓地被忽略，这直接导致了落伍甚至倒退。
机会成本在管理中的考量，可以与外部相关性或全息关系联系在一起。比如企业不应仅仅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而应该与时代、行业和市场的普遍标准、进步速度相比；同时，换一种角度看，当企业成为先发者、领袖者时，不应仅仅与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们相比，而应与自己最辉煌的那段历史中的成长速度、优秀记录相比。
通过创新降低管理中的机会成本——作为一种最简单、最普遍的战略，不仅是抓住外部的新机会，还包括直接创造出新机会——一旦想起人类社会的知识领域仍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未知区域、空白区域，我们就可更好的理解“创新刚刚开始”，机会成本的任务压力趋于无穷大，而保持创新能力、创新状态和创新记录，才是企业管理任务中最最要害的部位——同时这也是获得正确的“战略”认识的前提，事实上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对于“战略”的意义、内涵和目的性的认识曲区。
曾经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流行一时，那就是认为“战略”就是以图表、分析报告、时间进度表、区域市场发展计划等形式将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行动、形势和环境固定下来，然后在日常行为、策略和计划中对此予以贯彻。这种认识忽略了战略是随时变动的而不应成为阶段性的铁的框架。
第二种错误的认识是以某种形式主义认为地将战略与企业的日常管理、战术策略和行动计划割裂开来，其后果事实上是为组织加上了一副认为的“战略枷锁”。正如组织的内外部处于高度变动之中，战略应能反映组织相关的所有重大变动，而且战略本身的变动甚至应该比那些变动事实变动得更快得多，因为战略更是一种思维而不是行动的表书，思维总是应该先于行动和快于行动。
战略的真相其实并不是对组织远景的规划，而是一种直接的创新和管理行为，战略和创新以及管理三者的性质根本一致，他们都是以“市场、社会和未来”为根基。成功的未来战略必须抓住创新的本质，并直接分解融合于企业的日常管理行为——“战略无处不在、无时不变”。
就“战略”的变革特征而言，这是和企业的变革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范畴——并且“战略”和“创新”、“管理”变革方式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比如，“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变革往往呈现出渐进式发展的特征，因此组织的战略、创新和管理的变革也必须以渐进式为常态——突革、质变只是非常态。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长事物的价值和运动同时由其内、外两个方面所决定，“长尾”经济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完善正使外部决定性的比重提高，组织的价值、下一步行动往往更多地决定于其与外部的全息联系，绝对孤立的组织既没有价值也无法行动。组织可以从“社会、市场和未来”的渐进式变革中获得自身的稳定的变革结构，因此组织防止陷入持续的“突变”的出路在于加强与外部的全息联系功能，以形成更为清晰有效的全息机制。
加强组织的外部联系功能，并非传统的市场公关、客户维护、市场推广等组织间交往的概念，而是要从信息、资源、价值、观念、文化等诸多方面强化与外部——“社会、市场和未来”——的互动，使各种有价值的全息关系更加外在、优化和固化。全息机制帮助企业保持永续经营的激情，维持创新所必须的信息系统，强化外部联系功能，进而从“社会、市场和未来”获取智慧，这些都是重要的机制保障。比如企业内部信息的共享、部门界限的打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印证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同时也是“全息经济”。
——让“无处不在的联系”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这是“全息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战略、创新和管理”的最正确的变革方式。
“二八”现象·第三方的第三方服务·“长尾”理论
当当网相对于无数出版商、作者、书商而言，是一个具有第三方意义的社会性服务平台；那么，相对当当网而言的第三方平台又是什么呢？这不仅扩展了电子商务的范围和内涵，还直接引发了一个“关于第三方服务的第三方服务”的思考课题。
近日，博客网的博客购物频道推出了“博客购物”现金返还模式，汇聚了包括当当网在内的国内数十家主流电子商务网站，只要用户从博客频道开始出发，进入其在各大家知名购物网站的购物流程，除了享受网站原有优惠，还可以获得最高25%的现金返还。博客网的“博客购物”模式，就是面向当当网、卓越网等电子商务平台的第三方渠道，博客网的“博客购物”频道客观上成为“第三方服务平台”的“第三方服务平台”，在探索博客赢利模式的实践中，开辟了关于社会化互联网的一个崭新思考领域。
“博客购物”给互联网带拉的启示已经超越了博客服务、博客赢利模式和电子商务的范畴，其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第三方的第三方服务”的本质，这揭示了正在重构的互联网经济的一条“用户规模—社会功能—渠道转换”的新逻辑链。
“用户规模”是“第三方的第三方服务”模式的前提，作为国内最知名网站之一，博客网如果没有庞大的博客用户群和社会影响力，就无法解决用户对其购物返现的支付和兑现的信用度问题，也无法让用户从合作方提高返还比例中获得更多实惠，可见必要的用户规模是任何社会性功能渠道的社会化门槛，是其开展上述“用户规模—社会功能—渠道转换”模式的基础。
“社会功能”是“第三方的第三方服务”模式的枢纽，博客网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博客服务商，凭借其多年积累的用户口碑、社会信用和用户规模，在“博客服务”这一具有社会性的功能领域形成了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和地位，博客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作为一个封闭的商业存在所具有的局限性，而逐步形成一种社会信用和社会影响力，这恰恰是传统商业思维所无法理解的来自“社会的互联网”的最大价值根基。
正是因为博客网拥有鲜明而独特的“博客服务”这一社会化功能，才支持其立足于这一特定立场，与具备“电子商务”这一特定社会功能的当当网、卓越网们进行一种在第三方资源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协同。“博客购物”模式生动的揭示了未来经济以“功能”领域的第三方化融合为特征的发展趋势，而且提示人们包括Google、阿里巴巴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服务平台都不可能囊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功能，不同第三方平台的交叉服务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图景。
“渠道转换”是“第三方的第三方服务”模式的成功秘诀。当当网、卓越网们是一类特殊的渠道，博客网则意味着另外一类特殊的渠道，在两者之间作为相互需求的渠道性质和渠道价值具备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博客网而言，当当网、卓越网们作为供应方渠道的色彩更为突出对当当网、卓越网们而言，博客网作为需求方渠道的色彩则更为突出。
不同承担社会功能的渠道或平台的价值源于其对于社会性的供应与需求的把握，因此生产供应服务渠道和需求咨询采购渠道将成为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两大基本类别，至于渠道组合和转换方式则包括“供—供”、“供—需”、“需—需”三大模式，而博客网的“博客购物”则属于其中的“供—需”模式。
博客网的“博客购物”的实践标明，“第三方立场”模式既可以针对终端用户，也可以针对任何其他的“第三方立场”模式，这些共同增强了经济的社会属性，并且有力促进了间接经济的发展，渠道、渠道转换、第三方组织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持续提升，这是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大变革，而博客网的“博客购物”则以创新性的行动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二八”现象·长尾的延伸·“长尾”理论
互联网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延伸“长尾”——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个人参与和冷门的产生，大众的、社会化的新生产机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机制——正在给经济领域带来结构性的大变革。“尾部”的延伸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头部”的相对缩短，二是整体的经济多样性的增加，两者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前者预示着传统经济的堡垒在互联网的历史性作用下逐步趋于萎缩和没落，后者预示着经济的复杂性、联系性、整体性、均衡性都得到了加强。
当越来越多的业余爱好者用博客书写和出版、用播客发布个人电台、用个人网店推销个性化产品、用虚拟影音制作的技术工具推出个人的影音产品。。。。。。最感觉兴奋的应该还是类似亚玛逊书店、Rhapsody、Myspace、eBay、FaceBook以及Google这样的“长尾”巨头们——因为他们获得了来自万千大众的、社会化的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庞大生产供应，而后者奠定了其成为社会化的“长尾”渠道的根基。
显然，没有充分和富余的生产供应，“长尾”渠道就无法获得广泛生长的土壤；没有富足的、社会化的个人化的商业供给，就无法彰显“长尾”渠道在“尾部”的空前力量；没有没有充分的创造性，就无法激发经济领域的神话、梦想和超越常规的成长。正是互联网所提供的大量依托于虚拟环境的生产供应手段——具有鲜明的开放和共享特征——支持了无数“业余选手”象专业人士那样得到市场给出的“高分”，如果说在前互联网时代“专业人士”这一人群的存在与特殊的专业操作技能、工具及其教育密切相关的话，那么目前“业余人士”可以在这些因素上获得来自互联网的新支持并且据以挑战“专业人士”的群体地位了。换一种思考方式，所谓“专业人士”，确实仅仅意味着一种具备专业性的知识和信息优势——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绝对是“专业天才”。
“程序源代码”的开放潮流，一直作为与现代知识经济中的一些趋于垄断性的商业力量进行斗争的主力军，“开源运动”一般被狭义地理解为软件和程序制作系统领域中的一种开放立场；而“长尾”现象中也出现了一种“开源运动”，这是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的、超越程序软件领域的、涵盖更多资源手段或工具领域的“开放运动”——比如上述所涉及到的博客对个人出版的开放、播客对个人制作电台的开放、个人网店对个人化电子商务的开放、虚拟影音技术工具对个人影音作品的开放。。。。。。这些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全新的“开源2.0”的范畴。
“长尾”现象所揭示的“开源2.0”运动，本质上是依托互联系网、涵盖网上网下的“对一切资源的开放”运动，这既是“知识化”、“个人化”和“长尾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和“社会化”、“多元化”的趋势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开源2.0”是对一切资源的社会化的适度开放和共享，这直接导致了“长尾”的延伸和“头部”的相对缩短。在传统的“二八”经济环境中，知识和信息机制相对薄弱，“尾部”的规模虽然已经足够强大，但是仍然只是代表了一种“非社会化小生产”的经济存在；而“开源2.0”赋予“小生产”以“社会化”的灵魂，直接造就了基于“长尾”效应的“社会化小生产”的崛起——“社会化小生产”将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替代、博弈和互相作用之中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主流。
专业技能的提升符合专业化的要求，但“社会化小生产”揭示了“后专业人群”时代的来临，个性化的生产供应在拉伸了长尾的同时，也冲淡了专业化的主题——毕竟，“专业化”总是更加紧密的和“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化分工协作”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基于兴趣爱好、自我管理、天赋才华等方面特征的“个人化”紧密相关。因此，“社会化小生产”更加要求任何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知识、技能、优势、能力，必须结合以特定的“目的、任务和状态”。
“社会化小生产”改变着“专业化”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和作用。比如，以专业技能的提升与完成任务之间的关系为例，两者的和谐、互补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意味着“专业技能”在经济活动中不可能再继续占据过去那样的绝对重要性了：
一方面，在实践中肯定能获得提升技能的机会，但如果对此过分强调而忽视了更大背景下与“社会、市场和未来”有关的任务，则会导致自私的倾向——个人之于组织、组织之于市场或社会，都将自身片面地定位成在后者的大课堂中的学习者，而学生往往对校园建设缺乏应有的那些兴趣，并且他们也不承担这个方面的责任。此外，过度的“专业化”提升还会导致个人在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面前难以迅速适应横向的和广度上的变化，换言之“专业人士”在职业的大转身、对新任务的适应等方面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当然，另一方面，任何个人、组织都拥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的标准，但将目光盯死具体的产品、服务、订单或其他任务，却忽略了从中积累知识、提升技能，那么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容易陷入“事务强迫症”，丧失了强有利的学习和能力提升，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后劲。
再以企业或组织为例。个人或组织的功能具有内在的“专业化”要求——比如总是联系于一定的专业角色以及相关的能力，但任何功能性的范畴都只代表某种前提、条件，却无法代表具体的执行和成果、绩效。例如企业必须取得优秀绩效就必须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如果一味“积累知识”，则绩效目标也就无法完成。此外，将“能力”与“绩效”结合起来的知识也非常重要知识——企业内部的“资源、目标、活动”必须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密不可分，这已经属于在“专业化”范畴之外的制度和文化、结构的问题了。
“长尾”的延伸与“专业化”的削弱同时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基于互联网的“开源2.0运动”——促进资源全面开放和共享，但是更长的“长尾”只是发生于长尾经济早期历史阶段的主要现象，这时经济的“长尾”化——或者说“长尾”效应的主要特征——主要呈现出外延的、普及的、低级形式的“尾部”延伸，虽然“长尾”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匹配和集合——也在增强，但“延伸”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后者。
“二八”现象·知识劳动与知识资本·“长尾”理论
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企业活动都是“实践活动”，任何“知识”、“信息”都是“实践知识”。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必须发展，那就必须承认知识的价值来自“未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这并不是一种标新立异、骇人听闻的特异之见，因为知识对“过去”并不能发挥作用，知识的目标在于改变现实，或者说知识只面向未来，这决定了知识的作用——或者说“知识劳动”的成果、价值——必须通过未来来检验和证实。一切知识都必须立足实践，同时必须面向未来、服务未来——这就是知识对于“社会、“市场和未来”的着力点，其中知识在“社会”、“市场”中的实践意义可以归类于面向“未来”的“现在”。
“知识劳动”的“成果”和“价值”不是一回事，“成果”相对于个人或群体而言可以是一种具体的假象，正因为“成果”这一范畴涉及的范围、领域、对象相对狭隘，使其主观色彩的一面被放大了；价值只是针对社会市场和未来而言，价值没有单一而确指的狭隘性，价值原本就是一种对总体性、统一性的度量化的描述，价值只和抽象的“人”——人类——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发生联系，正是由于“成果”或“绩效”的具体性，使知识时代的经济学必须正视业绩效的多样性、多面性和多层性，“成果”或“绩效” 随着个性化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立体，而且随之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成果”之间的矛盾——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劳动”的成果对同一组织的不同成员、流程、目标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成果”，他们之间经常会相互抵触甚至对立。
“知识劳动”的成果就是“知识”，“以知识为本”与“以人为本”是同一的命题，“知识-创新-人”这三位一体的因素从根本上决定着过去数千年的经济历史，而全息经济学的任务是通过对“知识-创新-人”的研究来揭示经济的全息关系本质，揭示“绩效”的多样性和“价值”的一贯性——“价值”只是对“知识-创新-人”的一种尺度，而不是为了证明资产、财富的变化趋势。
“知识劳动”的价值标准是唯一的、无处不在的联系——，“知识劳动”的价值不需要以“是否个性化”、“是否符合安全规范”、“是否有效率和效益”等来衡量，而需要从如何拉近“目的、行动、效果”三者的距离来寻找答案。换言之，“知识劳动”的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与外部系统广泛的全息联系的基础上，越具体、越广泛、越深入的全息关系的发现和外化，越有助于在我们脑海里编织出一张立体而全息的“网状尺度”。进入全息时代，“价值”必须体现出作为其最终基础的外部联系性，可以说没有适度的全息关系就没有价值，创造价值就取决于所创造的全息关系的多寡。
仅仅从效果、结果来衡量价值还远远不够，那些只是少量的外部表象——甚至是假象。对“价值的结构”的把握，则需要引入全息思维。比如我们说“做正确的事”还远远不够，而说“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也远远不够，因为这些都和“价值如何出现”无关，从表象看价值是人类的创造，但还应深入其中探寻隐藏于后的全息结构。
决定“知识劳动”价值的全息关系有两类，一类是内部与外部、局部与整体的全息关系，比如企业的知识管理应尽可能地避免“图书馆路线”，而应让知识 服务于经济的具体活动——与人结合；二类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息关系，比如企业要善于从正在发生的未来或者未来若干年后的的立场上“回忆”现在，这都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创新。
知识、信息是知识型员工拥有的核心资源，此外还有“社会资本”。“知识社会”本身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社会——这让人们联想起“新社会主义”，而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信息”与“社会资本”的深入融合——进而形成——知识资本。为什么知识员工往往会同时拥有更多的知识资本——同时包括知识信息和社会资本？这是因为，“知识信息”本就是“社会关系”的载体，而“社会关系”则可视为“社会资本”的总和。这样，就有可能实现“知识信息”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某种融合、转换——而互联网恰恰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
知识型员工——或应扩展称之为知识人群——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资本”，这一论断启示我们发现未来社会的一类崭新的权力基础，而且向我们提示出一幅突破传统财产制度框架和社会习俗的、对“资本和科技”进行替代和分解的全新经济图景。在新的制度环境下，知识资本的地位持续上升，而这恰恰位于传统的资本框架之外。如果说传统的资本意味着某种外在的、人的不可控制资源，那么知识和社会资本则意味着与个人的生存、个性和个人价值直接相关的内在的、人的可控制资源。
“二八”现象·管理的平等化与多向性·“长尾”理论
全息经济要求全息管理——让经济活动各方平等、频繁而有效地交换信息、知识、资源、观念、文化和价值，以经济要素的公平分配和均衡分布来促进经济理性和经济增长。这一过程是实现经济目标——让“个人和人类”“做正确的事”——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个人和社会内部的其他经济主体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对各自的意图、面貌、状态、诉求、实力的真实认识，才可以在经济真相基础上开展各类“完全信息”活动。
我们也可以将上述交换活动简称为“沟通”，那么任何“沟通”的目的都应该为了“发现真相”，也就是恢复正在与自身发生全息经济联系的对象的本来面目。沟通之所以必须以“平等”为前提，是以为内经济活动的所有主体就其构成全息联系的主体而言，都是完全平等的“节点”，知识、信息等从一个节点向另一个节点乃至全部节点的扩散的过程中不存在所谓“重要的节点”和“不重要的节点”。
传统“二八”经济中经济主体的不平衡性事实上违背了节点平等的基本要求，尤其在“长尾”所代表的全息经济中，“节点”平等的要求更加强烈，并驱使“沟通”在组织内部、个人与组织、组织外部等各个方面同时出现“平等化”的变革，比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重合、生产与消费的融合，等等。
如果说在传统的知识和信息机制下，“沟通、交换等组织行为”呈现出“单向性”，或者说“沟通、交换等组织行为”总是偏于一方失于平衡——比如信息传播中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和主题设置，那么“长尾”经济尤其需要对此予以纠正。“长尾”效应最早大显身手的领域是“冷门的尾部”，这里恰恰是最缺乏话语权和平等的主题设置的领域，同时“尾部”的内部传播机制也相对落后，“尾部”的内外部联系性都远远低于在“二八”经济下获得高度发展的“头部”。
“单向性”既存在于管理领域也存在于市场活动的每个角落，并且破坏了经济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甚至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割裂。“单向性”的根源来自制度——或者说对“沟通、交换等组织行为”——的某种契约、标准和共识。比如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制度文化就往往与受众的制度文化大相径庭，两者的动机、目的各异，甚至相互冲突。再比如因为传统渠道正在“知识和信息机制”方面的的局限性，交易行为的双方经常处于某种不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在长渠道的消费链中，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之间总存在因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均——比如消费者有时在垄断者的定价优势面前受到伤害却无能为力就是典型的经济悲剧。
那么，“沟通、交换等组织行为”的“单向性”效应因何而生？答案在于新旧两种“知识和信息机制”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对传统的旧“知识和信息机制”而言，“长尾”效应所赖以产生的新“知识和信息机制”提供更完善的来自“社会、市场和未来”的知识和信息，并且逐步形成一种经济的、社会的、组织行为的文化、习惯和制度——以促进组织行为的理性化。
反过来讲，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新经济之中的组织行为都可能导致某种危机，而其中任何一类危机都可理解为与组织行为“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冲突，组织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提前与社会、市场和未来对话，比如预先感知市场气候、产品时尚、现金流的变化趋势、社会文化方面的重大变迁，那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应对危机的能力——强化经济管理的“多向性”，而这恰恰最需要有关键型的管理和领导结构——因为这是决定组织智商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知识时代的管理和领导结构正在呈现越来越强的“多向性”——以对抗“单向性”的危害。组织的管理和领导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相对行为，而是由每个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领导”以及“相互管理、相互领导”融合而成的全新“大结构”，这是驱动组织行为、结构、价值趋向等方面发生巨大变革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传统的企业等组织因为主要面向“客户、利润和现实”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和领导的“小结构”，那么知识经济下的企业等组织将因为面向“社会、市场和未来”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和领导的大结构，并将直接影响到组织应对危机的方式、能力和前途。在“大结构”中，组织成员的诚信政治和忠诚服从仍然显得更加重要，但不再作为一种层几管理中的向上的承诺，相对而言组织成员的“诚信正直”、“忠诚服从”的品质以自身和组织为直接指向。
“二八”现象·“社会化”的真相·“长尾”理论
未来社会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本身，即社会的“社会性”的极端强化。高度融合的社会，密切接触的人群，爆炸式增长的社会关系，都使与“自然系统”并行的“人类系统”趋于更致密、均衡、动态和富有弹性的结构，知识和信息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粘合剂，并成为一切人群及其相互联系互动的中介基础。
“个人化”相对于“社会化”，最大的匮乏产生于其置身某个社区、生态系统或人群及其社会关系中的封闭性、孤立性，人的“社会化”程度应直接取决于其与其他人、其他组织的联系性，而近数十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与其说在生产某些“社会关系”，不如说在生产“知识和信息”。
这将引出一个有关“社会化”的重要命题，那就是：“一切知识和信息即为社会关系”。这一论断将为探索和揭示“知识化”、“全球化”、“多元化”与“社会化”的内在关系提供重要思路。“社会关系”可以说是个人社会资本的总和，这一领域与“知识和信息”中最重要的——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组织、沟通、互动、协作的具有“联网”性质特征关联性的——那部分直接相关。
组织的社会化正在以一些特殊的方式展示，比如大量出现的自由职业者、日益流行的外包经济、以及正在成长中的“即时协同组织”——为了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而阶段性出现的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组合。在传统经济活动中，“组织”由社会关系、知识、人力资源等要素结合为一种相对稳定、平衡但又失于保守、僵硬的结构，至少从表面上看个人对“组织”的依赖远大于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或者说个人一般很难脱离具体的组织——比如某个公司——去融入社会，因此“自由职业”、“外包”、“即时工作作者”都很难实现。而近年深入发展的知识经济则催生了完全区别于传统“流动性”的新组织类型，其最典型的形式就是面向“目的、任务和状态”的“即时工组织”。在外包、自由职业、定制生产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即时工作组织”虽然在现在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的组织形态，但随着知识信息机制的完善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的提升，“即时工作组织”将作为未来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持续得到强化。
组织的社会化表现出了流动性的特征——组织的边界更加自由和富有弹性；社会是人类最大的组织，其边界的自由度和弹性应该成为各类组织实现社会化进程中首要学习的内容，诸如组织内部的职位、部门设置极其职能、知识以及其他资源的对外开放融合，都是组织的“流动性”的具体体现。
企业与社会融合是经济“社会化”的核心，企业对“社区、人群和公共领域”而言，绝不是一种外来的入侵者，相反企业本就是社区、人群和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构成，同时也是后者的某种特定的表现形态。企业，也可以理解为“社区、人群和公共领域”的某一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结构形式——包括了文化、使命、战略、制度的不同形式属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在“企业目标”和“社会公共目标”之间的分歧。传统的企业目标——“绩效和利润”往往与所在社会、所接触人群、所涉及的公共领域的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无论来自文化观念等主观认识差异，还是来自利害关系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在企业发展与“社会人群、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间形成对立和对抗，两者之间谁胜谁负并不重要，关键问题在于谁的主张能够在双方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从长远来看，“企业”必须服务“社会”，必须为“社会人群和公共领域”创造价值，但对此进行评判的标准既不掌握在企业也不掌握在社会层面，只有“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实践演变才可以给出答案，因此解决“企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分歧的关键在于控制好各自的主观性，尽可能以尊重和换位的态度来求得一致，在这一环节，克制和谦让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企业的立场应该兼顾社会的某些特性——比如社区的意志往往呈现出随机性、无意识和自相矛盾；总之，无论“企业”还是“社区、人群和公共领域”都并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天才，谁也不能自以为是。
——也可以说，社会的“社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全人类相互尊重、相互友爱、相互谅解的基础之上。
“二八”现象·全球化与多元化·“长尾”理论
真正的“全球性”企业正在成长之中，虽然谁也无法从现有的商业巨头中发现“全球性垄断”的未来之选，但对即将形成的涵盖全球的超级垄断者的出现应该确信不疑，我们可将其称为“全球垄断者”。“全球垄断者”的阴影会覆盖整个世界，不仅通过对某个市场领域的独占性控制，而且将形成对于某个“社会领域”的独占性控制——这意味者新的政治权力的形成。
社会并不象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善于应付各类威胁，来自商业领域的控制力量进入某个顶端——其标志是公司的规模、市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得到了全面的强化当在商业领域的权力空间趋于狭小，一种基于“边际控制”的机制将自然而然地产生，并引领传统的垄断巨头向“全球垄断者”转变，这一过程既是商业力量“入侵”——或者说”过度融入“——社会领域的表现，也是一种社会全息化的反映。
在商业和政治之间千百年来形成的界限和默契的分工开始被打破，管理公共事务在历史上总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行政人员的事情，山力量习惯于见解地影响社会生活。但现在情况开始改变，比如“全球垄断者”就可以拥有手边的社会权力之棒，如果他们无法控制住权力的诱惑，那将导致一系列的“商业性的政变潮”。
“全球化”现象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给社会凭添了许多风险和压力，而全球化同时也给各类企业带来全新的挑战。重要的大型企业和组织目前大都率先具备了一种全球视野，他们的问题在于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地主要的竞争对手采取“死盯战法”，但对全球范围内酝酿着的“潜在的挑战者”——他们之中很可能涌现出“未来”的主要对手——却防不胜防，因为所谓“死盯战法”只是运用于具体而明确的竞争目标，而创新的压力来自未来并“虚无飘渺”，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竞争的主流现实。
因此，制定全球未来竞争站略的立足点绝不应仅仅放在具体的大企业、公司身上，而应放在基于宏观战略的“社会、市场和未来”立场之上。从某种角度看，与其说竞争战略的目的地是“主要竞争对手”，还不如是“来自未来的压力”，大型企业将更多的精力贯注于行业和市场的未来，并时刻致力于“与过去的决裂”、“拥抱未来”，因为这才是终极的未来制胜之道。
互联网帮助企业清晰地了解全球市场动态和竞争对手的动态，这似乎让企业获得了更完备的竞争信息，不错——竞争变得更加公平，但是，当只有少数企业开始以“社会、市场和未来”作为全球竞争的战略决策根基而大多数企业对此却一无所知时，新的不公平正在产生，这也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在新世纪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
伴随“全球化”而生的是包括个人化、主体性、多中心主义、去中心主义等潮流在内的“多元化”的新发展。多元主义的分散性在向所有方向扩展，包括社会的结构、价值观、组织形式目标、自我意识、沟通和传播等等。这也表明了在不同层次上的社会的器官或细胞——比如个人和组织——正在增强其主体性及其相互联系，主体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加强成为二十一世纪与“全球化”、“社会化”并列——三者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系统并且互为认识和定义基础——的最重要的社会潮流之一。
多元化在本质上与主体性的增强具有先天关联。全球化反映了一种人类社会融合统一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单极世界的来临，相反正是因为在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与关联中各方面的主体性都在增强，世界融合为一体的进程才并不以抹杀个性、主体性为代价——而是以弘扬个性、差异性、主体性来实现。可以肯定的，世界因为丰富多彩而融为一体，而不是以单调乏味的色彩搭出的积木建筑。
多元化总和民主化、公开化、稳定安全的结构、自由主义等同时到来，在这样的逻辑体系内，“责任”是一个新出现的难题。有一种误解认为主体性就是自我中心、自我意志、自我利益至上，这会导致对“全息关系”的忽视，主体的价值必须通过联系性、外部关系予以体现、检验和实现，如果将协作、共同责任、奉献、宏观和整体利益排斥于主体之外，则会形成一种与“社会化”的“主体性”背道而驰的悲剧认识。
“二八”现象·“长尾”曲线的远景·“长尾”理论
“长尾”是对现代交易行为的一种特定的线性描述，而“斜率”在这一曲线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长尾”曲线的斜率并不是“0”，这意味者“长尾”并不是梦幻般的经济理想状态，而是真实的反映了经济中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性的真实状况。
当“长尾”曲线的斜率趋向于“0”时，经济的差异性趋于消失，“头部”和“尾部”、“二”与“八”的界限也不再存在——但这样的事实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个人之所以与社会发生联系和接触、之所以属于社会之一分子以及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于自然之外的根本原因——人的个性——远不可能消失。
即使“长尾”曲线的斜率不趋于“0”，但是如果他呈现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而不是幂率曲线的话，这也意味着大大的减少了经济的差异性，也意味着一种不真实的假设——经济本就是留给人类在生存同时展开的游戏，“变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事物”的多样性，一种同一而单调的斜率冲淡了经济给人类的乐趣——同时也会冲淡经济的魅力以及经济的成果。
那么，当“长尾”曲线呈现出严格的幂率曲线的走势时，又意味着什么？真实的事物从来不可能完美，而经济从来都是真实的实践活动，所以上述情况一旦发生只能说明出现了一种超乎客观真实的力量——强行扭曲了真实的“长尾”曲线。
总之，“长尾”曲线对经济和交易行为的描述方式是实践式的，“不完美的曲线”才是对经济事实的真实反映——而经济正如人类社会一样，从来也不可能完美。当我们理解了此点，就可以加深一个印象，那就是“长尾”曲线无非代表了一种经济的差异性——或者经济的魅力、经济的逻辑、经济的真相，而且其中还掺杂着大量的偶然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真实的“长尾”曲线总是提醒人类不需要强求终极的经济均衡和经济理性，总是提醒人类以一种动态过程、矛盾系统、变化结构来认识和定义“经济”。
严格来说，“亚玛逊”书店对冷门图书品种的帮助并不在于改变了他们的内在价值或外部形式，唯一的变化发生于外部——“长尾”效应产生于冷门品种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改变了“长尾”曲线的形状，但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会改变“长尾”曲线所反映的经济的性质——因为大热门的品种和大冷门的品种永远会同时存在，投入产出比为“0”在“长尾”经济中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上述认识对于理解“长尾”效应非常重要，“长尾”效应并不会绝对的抹平“头部”与“尾部”的差异，他只会将两者拉近、融合以形成互相促进和互相呼应的效果，或者说“长尾”效应只包括两件事：一是让“头部”的“尾部化”，二是让“尾部”的“头部化”。当前“长尾”效应首先发生的事实主要集中于“尾部”的“头部化”，或者说基于互联网的“长尾”机制率先体现为对“冷门”品种、“尾部”经济的提升效应——以及同时发生的对“热门”品种的削弱效应，而随之而来的必然将是“长尾”机制对于“大热门”、主流经济、规模经济的大规模改造。
需要澄清的是对“长尾”效应的一种误解——认为“冷门”的价值真的可以超过“热门”，这实际上在夸大渠道、联系性和互联网的作用，以至会以为他们可以改变经济——或者人类—本身的不完美的本质，其实人类本身确实从来不可能成为上帝，经济也始终不过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游戏”。
其实，“冷门”虽然因为“长尾”效应而得到了强化，甚至形成了一些“冷门”可以对抗“热门”的初步结论，但这些结论的得出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冷门”与“热门”的抗衡只可能发生于群体层面的凝聚性的比较意义之上，任何“单一的冷门”永远不可能对抗“单一的热门”——这直接决定于冷门和热门的各自的定义。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长尾”曲线的一些远景：比如当“热门”经历了即将和必然发生的“长尾”化改造后——“长尾”曲线又会完全是另外一种形状，比如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和信息机制的发育迟早将导致“热门”和“冷门”之间跟频繁的切换和变革——这也会使“长尾”曲线进入动荡不休的状态，再比如经济的多样性的增加将首先拉伸“长尾”曲线——而其后随着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智能的发育而来的则是“长尾”曲线开始缩短的“短尾”时代的到来。
“二八”现象·组织智能的真相·“长尾”理论
联系经济实体的纽带从工业化初期的“社会分工生产协作”，到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产权契约”，到目前随知识经济而兴起的“战略联盟”——奠定了组织“联系智能”的基础，其价值联系机制的最大变化有两点：
一是面向“社会、市场和未来”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利益日益成为各方面的利益共同点，短期利益普遍让步于全面利益。比如，在个别经济体与“社会、市场和未来”的融合、交换中，将诞生出一个明显区别于现有概念下的“经理层”的高层管理人群，他们是专业的“战略家”——如果说从前每个企业都需要很多高明的“战术”经理，那么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缺乏“战略”经理的企业无法生存，企业也无法生存了。
二是“战略思考”不再仅仅是大公司的专利，中小企业的生存越来越决定于其将自身行为联系于“市场、社会和未来”的能力——联系于其从宏观总体性的价值增值中寻求自身发展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以此他们必须通过与外部环境加强接触和交换——尤其是展开更广泛的协作和战略联合，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包括中小企业的各类经济组织增强对外接触以及开展广泛的联盟、分工过程中，经济体得以越来越接近于宏观的需要和趋势，而宏观的经济状态也加速发生自适应性的进化——产生一种更具理性的，以企业联盟和互联网为根基的整体性的经济性的联系智能。
相应地，组织的上述“联系智能”的进化，与其“员工智能”、“管理智能”的进化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进程：
一方面，员工智能将日益形成以责任感和创新力为核心的与道德品质相通的智慧源泉——或者说道德感、道德机制将持续地提升员工智能。责任感是对于责任的认识和重视，责任总是针对绩效而言，而绩效本身是分层次的：在组织绩效的深度上看，“有责任感的组织”是通过其成员的责任感综合而成的，尤其是组织的核心成员对于组织的责任的界定——比如对股东、员工、社会的责任；在个体绩效的角度上看“有责任感的员工”是组织责任体系的基础，培育每个员工的责任感是组织成功的核心途径，甚至可以讲，管理的基石之一就是“员工的责任感”，而另外一大基石则是员工的“创新意识”，除此二者之外的职业精神、开拓能力、诚实正直、执行力、战略眼光，企业文化等各自繁多的管理概念，都可以视为“责任感”和“创新意识”这两大基石的衍生物。
“责任感”所指向的，总是其他个人、团队、组织以及外部环境（社会）等，这已经包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认识到对其他人、团队、组织以及外部环境（社会）等来说什么是正确的，符合绩效原则的事情，其次是采取正确的行动来贯彻上述认识，所以也可以说责任是一项高度主观又高度客观的范畴，一方面是否能X确认识什么是正确的，对他人、其他团队、组织以及外部环境（社会）有价值的行为，需要客观的见识、眼光和能力，以及客观的外部组织引导和制度支持；一方面能否就正确的行为认识采取坚决的行动而不顾个人的困难、利益，则需要很大的主观决定。
另一方面，管理智能将从更加平等、民主的制度进步中获得提升。知识经济中的管理是对等管理、全息管理和互动管理——比如“上司”只是一种分工的代名词，他们处于那个位置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员工发生工作关系，这并不说明他们比下属更文明、更热爱工作，也不说明他们能真正了解和评价下属，他们只不过恰好以更好广泛和高一些的立场来规范企业的部分或全部业务而已。当然很多情况下——尤其在经济活动的“战略化”和“社会化”变革潮流之中——上司往往更迫切地想与下属进行广泛沟通，这样他才能更好地把握局面，达成他的目标。从沟通的角度看，下属往往处于比上司更有利的地位，因为上司必须与下属互动，而下属的上司只有有限的几个，真正最大的阻碍是上司与下属之间产生某种“官僚氛围”，上司高高在上或下属自惭形愧隔绝了两者有效间道的自由空间，知识经济所必需的“全息管理”也将就无法建立起来。
解决上述障碍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让员工评价上司，并以此影响到上司的激励和约束，最好直接影响上司的收入；二是让员工也获得类似“以脚投票”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上司，这是“消除”上司的“权威”的一个好办法。前者可以强化上司的内部工作的监督，后者可以在更高的范围、以更强烈的方式从外部消除“上司的权威”，“上司的权威”必须不再由制度和传统从外部授予，而应该由上司们通过工作表现和业绩事实来独自争取，只有这样的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才是最有利于员工责任自觉性的。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有助于管理智能提升的制度趋势。
“二八”现象·社会人群的凝聚·“长尾”理论
“二八”经济下制造大热门的成功者们的商业成就源于某种推动大众狂热的催眠机制，“大热门”的产品代表了“二”的主流经济部分，这一部分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凝聚效应——无论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真正有益社会、是否没有虚假的误导。。。。。。
在流行音乐榜单引起的追星浪潮中，我们看见的是“金曲”以及“明星”对“粉丝”们的凝聚效应，“粉丝”因为特定的大热门纽带而形成了一个社会性的群体，他们各自的娱乐消费活动共同构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性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对某个领先知名品牌的洗法水的迷信用户中，年纪、身份、学历、民族、文化、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一些具有鲜明社会性的共同点被这一品牌所激发和证明，他们的购买消费行为同时也构成了具有社会性的证明其商业信用的活动。
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曾经说过：“年轻人不会等待某个神圣的数据来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想控制他们的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所控制。”那么，对媒体的控制对现代的年轻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最终的答案是“沟通”：在控制传播的同时，他们可以达到真实的沟通效果，并且以此为前提来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经济、传播、管理、娱乐、消费。。。。。。任何人类活动作为特定的社会活动，都应该首先被视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某种证明，正是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活动实践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类社会的一致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区别联系。全球奥运盛会已经成为历史性的、归属全人类的“运动图腾”，即使在科学如此昌明的当代社会，人类仍然需要以一些精神和文化的共性来加强自身对其社会一致性的自信，在奥运的体育比赛盛况之后，除了那些具有同样的图腾性质的精神、信念之外，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类对自身的联系性、一致性的强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社会活动，而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首先是强调联系性的全息活动。
从表面上看，“大热门”的成功制造者们的商业利润来自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并且直接联系于相应的成本和费用，但更深刻的“商业利润”的本相在于“社会利润”——在制造“大热门”的同时，也在制造出更强烈的人类社会性的联系性和一致性，当商人成功地改变了社会人群的联系和凝聚的模式、效果——即使还显得很不成熟、很不完善——时，他们也就有了从“社会利润”中分享“商业利润”的一定的合法性了——这也是“长尾”经济“战略”的逻辑。
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中例句了大量事实证明“大热门”——从摇滚电台、美国40大金曲CD和流行音乐唱片到畅销图书，从奥运会到报纸杂志乃至有线电视网、好莱邬大片——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这些事实说明在“大热门”之外正在涌现出一些机制和事物，他们成为改变人类社会活动和沟通组织结构的新决定性因素，并且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模式创造新的“社会利润”。或者说，正如“长尾”经济现象所揭示的那样，因为互联网——其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人群凝聚系统及其载体——的出现，在“大热门”之外的“冷门”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服务或者其他经济事物成为凝聚人群的社会性力量。
“尾部”、“冷门”凝聚人群的规模是衡量其社会凝聚功能的重要指标，在与“大热门”的比较中，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大热门”对社会人群的凝聚具有某种单一性和泡沫性，“二八”经济中的传统商业巨头往往会“捏造”出某种凝聚人群的理由并且对消费者进行消费催眠和消费话语设置，这导致了异常庞大但失之真实的社会人群凝聚规模；而“尾部”、“冷门”对社会人群的凝聚基于非主流消费关系的自我苏醒，虽然个性化和小额交易限制了其凝聚规模，但是这一凝聚效应所反映的人类的一致性和联系性是客观真实的。
二是“大热门”对社会人群的凝聚基于非个性化的——共性化——的领域，衡量其凝聚效果往往应该以具有普遍性的庞大的消费人群为比例基数；而“尾部”、“冷门”对社会人群的凝聚基于个性化的——甚至包括了乖僻、偏执的——领域，因此衡量其凝聚效果往往应该以所对应的特定领域人群为比例基数。
“大热门”所凝聚和生产的社会关系往往直接以人类社会的整体为背景，而“尾部”、“冷门”则往往以所涉及的特定的次级别的“亚社会”为背景——而且由这些具有多样性的个性化的”“亚社会”凝聚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整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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