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二八”理论与“长尾”理论（第60~74篇，2.8万字）
文/顺风
“二八”现象·劳动的有机构成·“长尾”理论
——“劳动—科技”—“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如果转变一下其形式为：“劳动—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就可以简单而生动的描述出“科技”的独立的前景，他最终可以成为超资本和超劳动的因素”。
——知识、科技、技术与资本融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被资本同化，而是要替代和分解资本和市场，物质矛盾之“皮”上无法依附非物质矛盾之“毛”，全息时代的主要矛盾以非物质化、非简单化劳动的科技为核心。
——全息经济理论的任务是希望揭示出在物质矛盾主导的社会革命论之外，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的“非物质性矛盾”、以及“物质和意识间矛盾”对于社会革命的作用——他们本质上就是“人的矛盾”。人的自身的矛盾，才是真正推动社会革命的核心动力。
——全息理论将“知识构成”而不是“简单劳动构成”作为“生产线的有机构成”，“一切劳动皆为知识劳动”。
从上述已经作出的诸多全息论断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求“资本—劳动”的全息本质。先说说资本。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倾向于将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之与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科技知识等并列齐观，但是严格来讲，如果讲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则会对于市场所配置的资源的要素定义不可避免的制造混淆。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科技知识等都提供生产、贸易等经济流程中的确定的、直接与经济活动发生联系的贡献，而资本则具有强烈的间接性；资本确实可以作为信用基础来影响经济活动，资本还可以在其他一些细微的地方影响市场和竞争，但是与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科技知识等实体性要素相比，资本更应该属于一种间接性的“要素”的转换方式。
全息经济理论认为，资本是实体性生产要素的价值尺度，是为了满足资本拥有者在生产要素转换中的一般等价物需要，资本给了资本拥有者在不同尸体要素形态之间的自由选择权，这是资本的功能——正是由于资本赋予资本拥有者对于生产要素（生产资料）的权力凭证，是生产要素内部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增值（包括其中所谓的剩余价值），但是却由生产要素的选择权的象征物、证明物、保证物——资本——来承担“剥削的渊薮”的罪名。
资本覆盖了所有生产要素的价值转换，所以如果将他与其他等列齐观的要素分类进行外延上的交叉很容易产生混乱。以全息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来看，资本既是对于生产要素的增值力的一种形式化的凭据，也是赋予要素拥有者在形态转换上的充分选择权的保证，因此资本本质上是对于生产要素中的全息关系的一种替代性的抽象物，资本反映了全息关系。
下面说说劳动。美国近年加大了以高科技经济和知识产权经济为方向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全球化浪潮中强化国际间经济替代效应，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钢铁等重化行业及纺织服装家电等轻工电子行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不发达国家，美国越来越相信知识是国民经济精华构成；在微观层面，机器人可望成为“生产线”——按照德鲁克的认识这是一种核心的工业文化——之后又一核心的经济文化，“机器人”争夺简单劳动者的饭碗，在“机器人”文化下的产品和商品中的简单劳动大幅度下降，我们无法可以预期在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大生产社会简单劳动的市场会萎缩到什么水平。
描述上述图景是为了证实，传统的低知识劳动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趋于价值溃败，他们不是经济的精华，而且将被“机器”替代。经济的繁荣必然伴随大量价值的产生，正是简单劳动的衰退启示了全息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任何劳动都分为“低知识劳动”和“富知识劳动”，前者贡献经济或价值的无机构成，后者贡献经济或价值的有机构成，后者是劳动和经济价值的精华。
“富知识劳动”是劳动的精华。“低知识劳动”在早期工业革时代因为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的需要而占据了经济舞台的主要位置，但“低知识劳动”将因为科技进步而发生价值衰减。请一个壮年男子将50公斤粮食搬运到三楼，与让一个机器人做同样的事情，所达到的效果完全一样，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增值分别来自壮年男子和机器人，这是“低知识劳动”被机器人替代的一个案例。但是，相对“低知识劳动”，“富知识劳动”不会轻易的为机器人所替代，“富知识劳动”的价值衰减效应远远低于“低知识劳动”。
劳动构成人的根本价值，是人之区别于自然和动物的原因，这里有人生物学方面的“不可替代性”的证明，可替代的劳动并不是人的劳动价值的精华，“无机劳动”就是直接面临来自自然、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的冲击而存在被替代的风险的、将套淘汰的劳动，创造社会总体价值的劳动综合中的“无机劳动”越大，意味着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活力越低、危机越大。
在互联网没有诞生、知识经济发育很不完善的时代，劳动也不仅仅是完全无机的简单劳动，即使在那个时代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理性、觉悟、主动性反应等都构成了劳动中的知识组成，只是相对而言所占比重较小；即使这样，在“前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也是并且仅是因为其中的“知识构成”而产生了价值——“任何劳动都是知识的劳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劳动的无机构成被“机器人文化”下的知识劳动所替代，劳动的有机构成持续提升，最终趋势是“无机劳动”加速衰减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知识经济是人类经济的精华。美国企图和得以成功地实施产业转移，全力以赴发展知识经济，就因为他拥有全球知识经济的枢纽——互联网——的绝大部分权力，美国控制了互联网，同时他所转移出的产业在接收国也广泛的依赖知识和互联网，互联网是美国产业转型的安全战略枢纽，控制了经济中的知识经济构成，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力。
“知识”是人类特有的能够产生价值的意识和观念，全息经济理论就是“劳动”和“知识”一体的理论，他们在“能够产生价值增值”这一本质功能上完全一致。不能被逻辑替代的“富知识劳动”是“有机劳动”，是劳动的核心构成，处于相对稳定、连续的状态；很容易被逻辑替代的“低知识劳动”是“无机劳动”，是劳动的辅助构成，处于相对不稳定、不连续的状态。“有机劳动”与“无机劳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中“有机劳动”对“无机劳动”有强作用力，“无机劳动”对“有机劳动”有弱作用力，“有机劳动”应该致力于加速“无机劳动”的衰减，以提升劳动的有机构成。这就是全息经济理论关于劳动的基本观点。
“二八”现象·生产线文化·“长尾”理论
德鲁克曾经深入探讨现代化的“生产线”对于人类工业文明的推动，他倾向于强调“生产线”的非技术、非程序、非控制和非工具的特征，“生产线”文化首先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并且因此被视为一种规律的必然结果。
“生产线”是不是技术范畴？如果以非文化的眼光看去，正如其形式上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最基本的组织方式，“生产线”确实更接近一种组织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他构成了传统观念下的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但是，“生产线”在对于“劳动”和“资本”的组织之外，是否能同样舒畅的对“知识”进行组织？“生产线”文化和知识经济融合的前景如何？这两个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定义和意义，还涉及到人类生产、贸易等经济性组织行为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启发全息经济思维也非常有益。
“闹钟”是一种高度致密而稳定的机械装置，其中“发条”起到一种动力传导的作用。闹钟深具“生产线”文化，他依靠机械而稳定的程序化机制来控制运作，其中 “发条”储存闹钟的动力并且持续的将动力赋予各个零部件，维持时间显示系统的正常运行，“发条”成为闹钟的灵魂。
在任何“生产线”系统内部，同样存在各自的“发条”，他们代表了工业化大生产流程中不同环节、资源、利益、责任和权力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发条”具有对于“生产线动力”的主导意识和寻觅“生产线动力”的强烈责任感，“发条”成为一个控制型的行政组织内部命令和权威的象征。在很多比拟中，人们被要求成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普通的螺丝钉——比如闹钟的很多零部件，他们越来越自愿成为配角并且习惯于接受命令，似乎“发条”从来就不存在。
每个人都天生的既可以做“螺丝钉”又可以作“发条”，没有谁生来注定平庸，也没有人注定平庸一生，这个道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传统“生产线”中被淡化了，“发条”们的故意操纵行为和知识经济还没有到来都是重要的原因。但随着知识越来越在各大生产部门中发挥主导作用，知识增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所有知识的负载者，包括技工、工程师、咨询师、策划人、经纪人、技术员、检验员、设计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企图让他们相信只有“螺丝钉”没有“发条”的“生产线文化”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个人的“角色”潜力被互联网时代知识和学习的大爆炸所充分解放，“个人化”的苏醒首先是个人知识意识的觉醒。
“生产线”无法舒畅的对“知识”进行组织，是因为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全面进入剧烈变革的知识经济时代，包括要素、机制、市场、竞争、知识、角色等在内的整个经济构成必须形成随时随地可变的构造，相对而言，“生产线文化”显得过分的死板和僵硬。在生产者知识构成相对较低的时代，比如正在过去的传统工业时代，大多数生产者受到“角色潜力”的局限，无法适应多变的任务，他们可以接受“生产线文化”的统治；在生产者知识构成相对较高的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一切劳动皆为知识劳动”的前景，知识经济和“生产线文化”根本无法共存，因为后者扼杀个人的潜力。
全息理论将“知识构成”而不是“劳动构成”作为“生产线的有机构成”，“一切劳动皆为知识劳动”，对于“非知识劳动”的替代效应正在发生，而对于知识劳动是否会被替代、由谁替代则是未来的命题。当“知识”大大增加“生产线的有机构成”之后，“生产线”也会发生异化，并且上升为适应新经济时代要求的组织方式，比如“在线协同”、“SOHO”、“C2C电子商务”等等。
“二八”现象·“坏的生产力”·“长尾”理论
“资本化的科技”对于个人化的压迫并不仅仅从整体形成对抗，在科技群体、社会群体、非科技群体之间的“科技压力”远不如科技通过政治化的社会力量对于个人化的压迫强烈，无处不在的“异化”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的证明形式，更加内在的原因是人的自身的内在矛盾改变了历史的动力方向。
个人的“劳动者”身份的迷失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既可以从表象性的物质角度看，那是物质生存条件改善所致；更可以从深层的意识角度看，那暴露出科技的某种“反动性”。科技的“反动性”直接导致了革命的“需求匮乏”。
所谓的科技的“反动性”，并不抹杀科技对于人类生产力进步的贡献；但是，如果不仅仅站在物质匮乏历史时期的经济学的思维基础之上来思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进步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一种新的观点，那就是生产力为什么不能够被怀疑？
生产力是人类的能力的体现，或者是活动能力，或者是生产能力，或者是破坏能力，或者是创新能力，他们共同作用出一种物质不断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且在物质匮乏历史时期随时提醒（误导？）我们“发展生产力”之重要性。问题是在人类的能力的对面还有“非能力”因素，或者是道德，或者是情感，或者是意识形态，或者是文化传统——人类的“能力”和“非能力”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已经成为技术文明曙光初现时最主要的人类自身矛盾的形态，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推动从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向全息时代的转变。
“生产力”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在“物质过剩”时代——这个时代的很多征兆目前已经出现——我们完全不可再象在“物质匮乏”时代那样坚持单一而片面的“生产力至上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批判”势在必行——也就是说：生产力也必须置于人类主义的历史审视事业之下。
根据对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可以将生产力发展分为“好的生产力”和“坏的生产力”，特别在“物质过剩”时代来临之初，任何可能反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生产力都属于“坏的生产力”。
“资本化的科技”是“坏的生产力”的罪魁祸首，为了更好的理解此点，以及建立起一个具体分析其中机制的认识基础，先要认识“物质过剩”——“坏的生产力”——“需求匮乏”——“资本化的科技”四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逻辑联系。“资本化的科技”与“物质过剩”时代的来临具有内在的历史的同步性，他们共同决定了“坏的生产力”的突出——在“物质匮乏”时代“坏的生产力”虽然统一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并且不突出，他们也共同决定了全息经济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需求匮乏”的问题。
全息时代的“需求匮乏”并不是传统经济学中与滞胀、紧缩等联系着的狭义的经济学概念，他是一个与“物质过剩”相互联系的历史范畴，他也是与“人类进步”的根本目标紧密联系的范畴,“需求匮乏”的直接原因是在“物质过剩”时代之初因为“资本化的科技”带来“异化”作用，进而摧残了人类大多数个体的反思、批判、怀疑以及梦想和创新的素质。
“劳动者”的异化只是“人类群体麻醉”的一个领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见“资本化的科技”的反动成果——比如他即使对于纯粹的科技劳动者的独立和创新意识而言也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资本化的科技”的一个综合性的怪胎，他压迫单独存在的“资本”、“科技”以及“劳动者”的反动性也正式来源于上述“综合性”。
历史的进步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围绕物质矛盾而进行，将之扩展到将“物质匮乏”和“物质过剩”一起囊括在内的历史和社会中考察其中的政治观念，则“人的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历史中统一成为终极的“革命”的动力，社会革命总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剧烈冲突而发生。
“人的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是人类内部人群与人群（或者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类意识和观念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一种矛盾。人类社会的每个重大革命的发生都是由于在特定的时空因为某些“需求”的尖锐化和突出化而产生出内在的动因，这直接绕过了在此根基之上的诸如“生存”、“民主”之类的表象性因素，提示出一个“需求”的革命性的命题。
“二八”现象·“人性矛盾”的结构·“长尾”理论
人的自身矛盾——“人性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终极因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下，人的自身矛盾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在后期资本主义之前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看作主要的经济史，而把现在以后的人类未来的文明史看作主要的科技和知识发展的历史，一部客观的意识进步历史。
人的物质性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主导了社会，也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物质矛盾；人的理性以及非理性的意识素质则在物质开始过剩的时代主导未来的社会，也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向“非物质矛盾”以及“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矛盾”转变。
马克思理论因其政治性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忽视了人作为历史的载体的个体性和统一性，而过分关注人对于物质性资源的占有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对立，但同时其也认识到，物质过剩时代的来临会促进阶级的消亡——也就是说马克思意识到了阶级范畴是建立于对物质因素所引致的人群对立和阶级矛盾基础之上，一旦物质性的对立缓解则阶级性的对立会发生弱化，而近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是否预测到上述趋势，马克思和马尔库塞都没有给出或者找出“药方”。马尔库塞以科技意识形态使人的“单向度”异化和“虚假的幸福感”来描述、诠释他所认为的新社会矛盾现象，却从“无家可归者”的革命和对科技的意识化改造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出路——而且基本只是悲观主义的不自信的含糊态度，在这里他几乎与新经济理论的答案一步之遥，结果却失之交臂。
新经济理论从终极背后寻找社会革命的本质力量，将“人的自身矛盾”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这既不同于马克思以人为的用物质视角割裂了的“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对立来描述社会进步力量——在资本主义后期之前的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都可以局限性的接受马克思的立场，但是在以后的以非物质和物质共同主导的全息时代则需要对此加以扩展，一种类于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扩展；这也不同于马尔库塞用“艺术和诗”来救护人类的立场——“意识的改造破坏了自然的对象”并不是事实而只是一种虚拟的图景，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发生力量转换和替代的历史时期，意识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抗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体，而且艺术也只是“人”的部分的和高度主观、高度个体的外在表现，在“艺术”背后隐藏着的还是“人的自身矛盾”。
人的自身的进步对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推动是系统的整体进程，人的自身的矛盾对立是实现人类进步的力量所在，他也是属于“非物质性矛盾”或者“物质和意识之间的矛盾”的范畴。具体而言，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存在的区别，可以不按照马克思理论去强求划分出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异，从人的自身的矛盾来看，他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自身矛盾”的载体，只是不同的“矛盾结构”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
由此可知，全息经济论重视个体之间的“自身矛盾结构”的差异性，而作为整体的“人类的自身矛盾”无法进行横向的具体比较，他最合适的对比对象只是过去历史中的“人类的自身矛盾”。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层思路，根据不同的人的非物质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进行差异性划分。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人的非物质结构具有社会分层的几大技术障碍：一是不同的人的“非物质矛盾结构”随着他的生存而动态变化着；二是作为隐私权与公共领域的互动结果，不同的人的“非物质矛盾结构”是一个内在而且趋于向我封闭的信息体；三是不同人的“非物质矛盾结构”的总和是一个空前巨大的信息体。这便引出了全息模式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具体机制的一个必要性课题——正是因为全息模式的历史性出现，使得在技术上可以通过对于封闭性的“黑箱人”的“非物质矛盾结构”进行外部推演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虽然无法从内在的个人的主观意向上深入把握“非物质矛盾结构”，但是可以在人际之间的全息关系的基础上从外部进行间接性把握——而且全息机制正依托于运算层互联网对于巨大信息体的处理能力之上。
“二八”现象·人性的矛盾·“长尾”理论
马尔库赛把对抗和解决社会物化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流浪者和城市低收入者身上，是因为没有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观照已经来临的新经济的曙光。物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按照以“长尾”经济理论为代表的新经济解释，已不再构成直接的社会革命的动力。
真正的社会革命和进步的动力存在于经济表象的背后，那是一种必然逐步激化的历史性矛盾，及其所导致的一种在未来迟早展现于人类面前的前景，在本质上他是一场人类的能力极限与道德极限的终极对抗，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对于科技、对于资本的负面部分的控制力——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对于自身的负面部分的控制力——人类的进化本身就是与自身的负面的对抗，同时也是与发端于人类之负面的所有负面的对抗，而在“长尾”时代这一对抗将日益尖锐，只是在马尔库塞那聚焦于传统意识下的“物质矛盾”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推动论”中，还无法发现这样一个重要趋势的身影。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尔库赛，都必须面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来自何处的问题。马克思理论中因资本初期对于劳动的压榨而导致的物质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在马尔库赛的目光中已经异化和缓和，马尔库赛发现了现代的“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政治性的社会对于个体自觉意识的压迫，也开始担忧个人丧失独立反思社会和历史的能力所引发的社会革命的动力涣散，可他并不能得出未来社会进步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因此也无从把自己对于社会革命阶层的定位拉离城市低收入者，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于新经济理论的认识盲点。
知识、科技、技术与资本融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被资本同化，而是要替代和分解资本和市场，物质矛盾之“皮”上无法依附非物质矛盾之“毛”，既然新世纪的主要经济矛盾以非物质化、非简单劳动的科技为核心，则任何以资本及其体现的物质因素为核心的“社会革命论”都不适用于新时代。
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是对社会分层的一种具备总体性和宏观性的努力，但一方面他依托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具有在动态意义上的静止性，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一方面他过度的夸大了物质因素的绝对作用，而忽视了非物质的科技、知识、工艺、精神、个性等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因此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在解释现代劳动和资本的妥协甚至融合、社会物质对抗的缓和、市场经济两权分离对于资本的分解等等新现象时，越来越显得捉襟现肘。
发端于“长尾”现象的新经济理论考察来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的众多意识形态，并且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于全球化、社会主义、科技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各大宗教主义等诸多意识形态进行全息化的提炼，这既需要紧密的结合于正在深入的全息互联网的实践，更需要依赖全息思维和全息理论的众多思考方法，因为这个任务是希望揭示出在物质矛盾主导的“社会革命论”之外的“非物质性矛盾”、以及“物质和意识间矛盾”对于社会革命的作用——他们本质上就是“人性的矛盾”。
马尔库赛从社会学的角度发现人对于社会和历史的反思是在物质化的阶级矛盾之后的更本质革命因素，物质生活的提升会让劳动者分解、异化和与资本妥协，而这里的机制就是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立作用。但如果马尔库赛对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科技从一开始就企图超越和替代资本，这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人类对于自身前途无限的追求，导致了一个潜在的新的矛盾从背后走向前台：当他在后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物质对立；当他走上历史舞台，我们则可以发现人的自身的矛盾，才是真正推动社会革命的核心动力，而这也是帮助马尔库赛寻找到真正的“革命动力”的最有价值的提示。
“二八”现象·科技独立·“长尾”理论
现代发达西方国家社会成员对于知识、教育和科技权力的分享，尤其是互联网对于大众知识和信息的平等化跃进，将“劳动”—“资本”的二元体系改变为“劳动—科技”—“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二元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但是二元结构的本质矛盾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更加明晰，这样的进程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的包容性的发展。
在马克思时代，有产者可以从容的接受高等教育，而劳动者难以获得科技知识和教育，按传统的注意方式，这个问题被从充分性的角度予以观察，进而据以支持关于阶级对立、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观点；如果换以从可能性与必要性结合的角度予以观察，那么作为自然人的价值的挖掘，透过科技和教育手段予以实现，在那个时代则是全社会的问题，那只不过是个科技和物质经济发展的历史局限性的范畴。
不从人群之间的关系来着手思考，而是从社会整体的发展阶段来思考，那个时代的人的价值挖掘总体上受到相当的局限，甚至在被从某种“正义主义”的视角审视后，发现其中有“剥削的罪证”；近年的知识爆炸以及西方国家福利、工会制度的完善，从社会总体角度看，让“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挖掘，无论是通过系统性的社会力量还是通过众多繁复的挖掘方式、挖掘工具，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都提升了，生命的总体社会价值实现了“历史性的增值”。
近年展开的“个人化大潮”，从文化、技术、社会、组织、管理等多样视角验证了“个体人”的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在马克思时代，“个体人”的价值因为历史局限无法有效的与科技和知识结合，劳动成为劳动者的身家根本，即使所谓的“资本”也无法得到现代科技水平上的强大支持。
而在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社会的成员普遍以知识和科技为纽带形成新的关系，从现象的角度看，我们既无法得出资本家自身的科技力量强于普通民众的结论，也无法否认具有科技势力的普通民众随时随地成为“暴发”的资本家，“有没有知识”和“有没有财富”的两个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可能还很难联系起来发问，现在则经常成为同样的问题。
所以，“劳动—科技”—“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如果转变一下其形式为：“劳动—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就可生动描述“科技”的独立的前景，“科技”最终可成为超资本和超劳动的因素——虽然现在还是被作为资本或劳动的附庸，而全息搜索理论所揭示的全息社会的前景，在经济领域相信全息关系的揭示是最具备革命性的经济进步，而这一进步既是经济的也是科技的，“科技的”自然的成为经济的最高因素，是因为全息经济思维的深入发展。
科技从对于“节点”的侧重发展向“节点之间的联系”的侧重，既意味着科技门类的空前融合，也意味着科技将从社会关系的附庸性的载体，转变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者——并且冲击财富体系的社会经济论，冲击资本的地位。
“二八”现象·“资本—科技”机制·“长尾”理论
个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事实是行已经构成马克思理论思考的一个历史前提，科技能够加大个人对于社会影响力，而在马克思的时代则在个人的劳动之外没有更多的因素能够让个体的“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加强大。哈贝马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表示怀疑，并且引导科技力量压迫社会所有成员的结论，但是并没有勇敢的面对科技力量的载体人群，而虚无的没有“人群”主体的压迫永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为哈贝马斯的矛盾寻找出路，要么寻找出一个可以代表科技权力的压迫阶级，要么只有从人的本身的分裂和矛盾中寻求答案。
“物化”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但是和哈贝马斯引出的“异化”问题相比，“物化”仍然是承认阶级对立并且据以找出了一个继续存在的和科技等新的社会趋势结合一体的资产阶级主体；同样是思考马克思，哈贝马斯对于卢卡奇的进步或者深入在于，他已经潜在的认识到资本和科技结合的现实，但是他也没有明确的引入一个符合逻辑的“资本-科技”的机制，没有探索出这样一个前景，那就是科技对于资本的结合只是暂时的，科技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对抗人的自由和独立，那么他迟早将改变现有的资本的王国——比如科技对于货币的异化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那么，科技是如何超越资本的呢？这已经设计全息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关于自然性的个人的经济价值的问题。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的价值是必须结合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结合特定的外部经济秩序的制约来加以评估的，上述三个对于人的经济价值的约定性在现代科技的政治性成熟的背景下，现在必须重新定位。
科技并不是中性的范畴，首先他就是一对矛盾的一个方面，其次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其他矛盾统一体的第三方，科技与所有意识形态、所有社会或者政治范畴的结合，都因为科技自身的矛盾一方的特质，而是有所优先、有所选择的。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科技选择与资本结盟，这是上个世纪给出的最有价值的经济证据之一。不过，正是因为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有着其自动而内在的动机，科技有独立的选择性，因此科技对于资本的超越和异化也就非常自然。
劳动价值学说对于科技性劳动的引入分析明显不足，简单劳动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构成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重要目标。我们必须确立，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寻找进步生产力的代表，既不是以人口也不是以社会财富或者权力为标准，历史线性进步的观念深刻的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石，而此点甚至在哈贝马斯、熊彼特等的思考中也没有清晰。弱的经济力量必然酝酿出一种强的经济力量，一种有革命性的经济力量，所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似乎具有某种正义经济理论或者英雄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色彩，而马克思也主张，劳动者是历史的真正英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甚至引申出“劳苦大众”这样一个形象而具有煽动性的非经济学名词。
但是，在把农业人口排除出核心的革命者而作为“结盟者”的同时，马克思理论的正义经济理论或者英雄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色彩仍然一点没有削弱，“工农”人口始终是经济领域的弱势人口。而在“弱的经济力量”的革命性可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思考，那就是为什么被选择或者发现成为革命力量的“工农”人口，也是如此巨大的社会的主流人口？他们在人类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一事实如果仅仅从马克思“对于社会内在结构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同时囊括社会对于内部的个人或者人群的关系”的探索偏好出发，很容易被忽略——反之，以本文前面所述，从社会总体和个人个体的角度同时进行两极性的考察，我们就而已发现，经济条件与教育的关系，正如资本与科技的关系，可以作为社会性的联系性范畴，被用来思考众多的问题，特别是重新审视众多以财富差距、经济差距为独立而唯一的核心因素来得出的众多结论。
马克思时代的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低占有，以及“外部经济秩序”对此现状的维持，都同时伴随着劳动者对于知识、教育和科技力量的低占有。近年形成了“劳动—科技”与“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是以科技作为时代性的枢纽结合为整体的，一端是先天的、自然的人的本质价值，一端则是社会的、继承的、后天的某一群本称为“资本家”的人的控制力。这一体系在马克思时代，则是一种简单的“劳动”“资本”的二元体系，知识、教育和科技的力量既没有觉醒，也没有强大到被引入其中。
“二八”现象·全球性异化·“长尾”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站在社会内部结构性对立的角度得出阶级矛盾学说，社会被人为的分割为不同的部门而且部门之间的关系被认为主要具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性，在中观的层面上考察而出现的阶级的范畴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很多方面的经典结论。
随着现代社会学领域对于现代性和非现代性、理性与非理性的深入研究，经过卢卡奇、波普尔、海德格尔、以及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等陆续开辟出一个可以进行理论原则比较的方向，那就是对于社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阶级意识的总体性、行为和符号的总体性等诸多总体性范畴进行集大成之努力的研究，总体性总是作为个体性的伴随着和矛盾面出现，总体性思维的每次大繁荣总是必然伴随着个体性在实践和事实中的时代性的成熟、强化，因此，正是在以当代全球化、互联网、交通通讯技术等趋势为总体性的注脚的同时，人性的二次复苏的潮流也在全球政治、经济、学术的多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这背后则是个体性的暗流涌动。
马克思既认为意识形态的中性本质，也就决定了他所认为的社会的中性本质，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存在主义思维，社会是无罪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罪恶不代表社会的罪恶，这是一种将社会中立化和理想化的、由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历史总是线性的发展和进步着，即使有阶段性的社会进步的反动或者倒退，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这一步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
上述结论在现在看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对的声音，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学说门类不约而同的反对或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历史的众多既然观点，这只是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而已。在马克思的时代，感性的社会实践给出的事实是，人与人的各自所处的“阶级背景”表现突出，社会的结构性的对立是显性的，直接的，同时也是残酷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诞生地，是一个所谓“阶级”背景的对立键入而明显的时代，因此从社会的阶级结构角度出发寻求社会矛盾的根源自然天经地义。
但是，一百多年多去了，当代的社会形态越来越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感觉迷惘，在发达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并没有出现曾经被预言的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没落？其中的根源必须从资本之外寻求答案。
资本与科技的结合，直接导致了近年全球性的“知识产权”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阻碍创新的表象之后，是一种科技与资本互相结合利用据以阻碍“人”的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意识。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科技、意识形态、阶级的总体性作为思考的支点，而这正是全息经济理论的根基。
全息经济正在走近，带来一个全球性异化的时代。一方面，继承早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可以被感觉和描述的人和劳动的“物化”，现在的“人”不仅仅遭遇资本带来的物化力量，更加遭遇作为资本的帮凶的科技的物化力量，也就是说，资本与市场的结合机制在异化。确实，本质上，科技既是物化的产物，他也具有物化外在事物的本能。
在其他的方面，阶级的范畴和划分出现异化，资本与市场的作用出现异化，货币的功能在异化，资本的秩序作用于劳动者的机制在异化，资本和科技的相互关系在异化，资本和科技的作用对象在异化……外部的感性社会实践的新现象、新情况，正在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加以越来越大的自我发展的压力。
马克思从社会的不同部门之间入手的思维之外，也可以引入从社会的总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入手的思维，但是不可否认的马克思对于个体性的人事不足具有他的时代背景的限制，那个时代，个体在对于社会的相对力量方面确实非常渺小。但是现在，新曙光照耀下的科技文明已经来临，个人化、个性化、个人意识对于社会意识的独立性的觉醒、个人价值实现的诉求等一系列个人化范畴，必须在任何现代社会学说的研究中予以充分考虑。
“二八”现象·资本与科技·“长尾”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秘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后盾，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资本与政治紧密结合后成为具有政治性的社会结构对于整体性的劳动者阶级进行压迫和控制的手段，因此资本在代表劳动者利益和劳动独立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成为一种崭新意识形态的首要批评对象。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物化现象时，既涉及“整体性的劳动者阶级”遭遇资本社会的压迫的事实，也同时涉及到了“单一的个人”所遭遇的资本社会的压迫和控制——但仍然很不彻底。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形态是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但是对于帝国主义之后的形态并没有给出答案。马克思的学说已涉及“资本”作为社会压迫“单一的个人”的“经济帮凶”作用，虽然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可并没有专注于“个体的人”的角度的深入探索，而是转身专注于整体的、作为阶级的“人”的角度的深入探索。
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缺陷，在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逐步得到重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学者对于个体遭遇社会性的麻醉和个体劳动被社会性的资本机制所物化的现象进行了补充性的探索，资本作为政治性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压迫的帮凶作用及其机制开始逐步显现，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诞生恰逢其时的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60年代的信息科技开始兴起同步发生，正是因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曙光初现，正是因为新曙光在社会、文化、科技、学术等领域同时间的照耀，迎来了足以奠定全息经济理论基础的众多范畴的萌生。
但是，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也没有真正完成上述补充，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时代的新经济的感性实践的局限，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并没有成功的将科技的力量加入这一“马克思主义补课”的体系之中。如果站在整体的人的立场，站在各自的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立场，就得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基本结论；如果站在整体的社会和个体的人的立场进一步完善上述思维，则要引进在现当代作为“资本的助手”的科技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的革命性变化。以全息理论为思考武器，就会发现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分的着力、着眼于人的物质利益的共性，而忽视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分子具有的独立性，也就是人的经济个性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被客观的忽略了。
这一结果，既是因为在历史阶段研究者的感性实践的匮乏，也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所决定的——任何理论总是必须首要的面对与社会主要矛盾、核心的时代问题，第一个原因从客观上决定了马克思理论对于个性经济的忽略，第二个原因则对于主观起决定作用。
历史进入新的世纪，“新曙光”越来越强劲的照射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固然构成了全息关系的重要经济部门，也给出了从基础上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科技是重要的物质因素，而近现代延续数百年的科技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数千年一遇的整体性的科技角度的革命，早已在提醒人类，科技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不仅仅在千几千年的传统中作为一种分散的、技术的、无意识的力量，开始要求拥有自己的意志，这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科技的主题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
科技觉醒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他将在经济上自动寻求社会中的经济枢纽予以结合，二是他将存在一切时机实现自我的独立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存在。因此，科技在二十世纪最大的自我变化起因于他与资本的结合，科技在60年代的一些因素和结果掺杂于资本经济的血脉，也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马克思物化的人的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
资本与科技的结合加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具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性的社会对于个人的压迫和控制提议强化，这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优先研究的课题，而此课题之肇始终究还是源于马克思曾经揭示过的社会关系和劳动的物化——这直接导致了个人在社会中对于自我的天性的放弃，个人放弃了自己对于“社会压迫”——社会权力结构和秩序的力量——的批评、否定、反思、剖析、揭露的权力，个体也就放弃了自己主观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自由。
而上述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个人从否定和怀疑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天性——而这正是开辟社会的未来、开辟新秩序和社会进步所赖以的基础——转移到“不再思考”的庸懒、麻醉状态，而科技所产生的物质方面的生产过剩正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知识产权”在近年兴起，作为科技和资本紧密结合、互为帮凶的罪证，日益走向社会舞台的每个角落，其背后的真实面目正是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而并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阶段，其实我们本就可以将帝国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理论与国际矛盾尖锐化的政治范畴的结合体。
“二八”现象·全息融合·“长尾”理论
与“长尾”现象相结合的无数事实表明，在互联网中搜索行为及其全息关系对用户的意义，超越搜索对象和搜索目标对用户的意义，但这一个巨大的价值源泉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必须通过建立更有效的机制来开发和利用这些全息关系，让用户实现和分享价值。比如，当用户在Rhapsody寻找适合自己的数字音乐时，他不断发现新的或希奇古怪的品种，同时也通过这一发现过程与庞大的音乐产业体系的社会关系进行着高水平的全息关系的交换，换言之，用户因为消费而接触社会，因为接触社会而更好的消费，他们从“长尾”效应中获得的核心力量是将个人的消费行为与社会的产业活动联系在了一起的那些新机制。
“长尾”经济所反映的全息关系的价值，源于对于网络间所有行为和节点的相关性的准确把握，来源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那就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必然存在庞大而多样的联系性和联系的路径。现代市场经济以资本纽带和两权分离约束、发现并实现市场经济所有行为和节点（主体）间的联系、意义、效率，而“长尾”现象的成熟和普及则意味着更有效的网络运算和社会化数据库操作，这些功能对全息关系进行深入的挖掘利用，并使得“社会关系”本身对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的影响。
对于“长尾”中的全息关系的挖掘，首先将“消费和生产服务”、“用户和厂家”、“行业链的上下游”、“同行业的竞争者”、“用户的不同社会角色”等都以“关系”思维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逐一打通他们之间的边界，促进其相互之间的价值转换，这一切将在全新的游戏规则下开始，传统的货币功能、贸易行为、商业竞争机制和决胜因素等等都会因为全息创新而发生深刻变革。
举一个简单例子，沃尔玛投资数亿美元打造的高度集中的供应、物流、采购、库存、配送、客服等数据的自动采集运算处理系统已经构成其核心竞争力，正是因为信息的有效流动和对商业活动中的全息关系的充分运用，使沃尔玛获得了价值的增值和效能的提升。这是一个微观而且超前性的全息模式的例子，以联网思想和运算功能整合与消费和采购有关的社会资源是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其中的用户和厂家、消费和生产服务呈现出初步的打破界限的趋势，沟通和组织、信息交换、学习互动、工作协同都变得更加自由、随意、不受束缚，这在减少制度成本的同时赋予经济以新的自由——以“社会库存思想”为基础的零库存正在成为现实。此外，“长尾”经济还会在行业链的上下游、同行业的竞争者、用户的不同社会角色等很多方面造出更多新颖多样的巨人，他们所拥有并且赖以崛起的核心竞争力正是来自另外一些模式的全息创新。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大牌明星或行业专家、评论人而言，使用某些商品不仅不需付款，相反还可以获得收入，无论是作为形象代言人、明星用户、广告主角，还是作为排他使用该产品的协议一方、提长年使用建议、成为典型市场调查员等等，都可以作为一种货币功能弱化的案例，消费者获得产品和服务在某些情况下不再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化的价值中介，消费者作为“人”其个性化价值经常直接成为支付手段。由此可见，未来的全息经济已经不再充分的挖掘商品和服务的作为“物”的价值，而更加致力于挖掘作为活的载体的人的价值。
每个人的个人化的总价值将在未来的全息经济学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这决定了个人参与全息经济所固有的“异化”货币的可能性。以“物”的“二八”经济为一端，“人”的“长尾”经济构成了更加接近未来的另外一端，“全息”机制正运用知识的力量将每个人的内在价值释放和转换为能与“物化”的价值符号对等、模拟、互换的形态。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情感、品质、知识、技能、个性。。。。。。等等，而不仅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这是一种必须坚持的价值观——让传统经济中以企业价值观统治下的“物化价值观”恢复到原本的具有纯粹的社会性的“人化价值观”，这是新知识机制的使命，也是“长尾”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实。
“长尾”经济能将个人的消费行为本身转化为某种价值，其中的机制是，首先在个人价值方面通过全息模式予以充分挖掘，并且提供强大的价值转换工具，然后外在化为不同的人的内在价值的外部体现，并且据以参与全息经济的各个环节。比如Google对一般搜索用户并不直接收费，对Google而言，他们不再以“用户”角色而是以社会性的“搜索者”角色出现在Google的赢利模式之中，他们所搜索的目的、对象对Google的赢利并不具备直接意义，但是他们的搜索行为的社会价值可以用以和另外一部分社会需求——比如企业的推广目的——相结合进而转换为利润源泉。
在高度发育的“长尾”经济中，个人的价值通过他与外部“全息联系”的强化而得到强力挖掘，但即使对企业来说“个人”的联系信息能支持产品和服务的完善、优化以及促生更加有威力的竞争手段，新价值的根源究竟来自何方？答案很简单，来自整体性的对于未来价值增长的预期——也可以说，“长尾”经济的价值增值来自未来。基于用户信息的社会化数据库的垄断者们，比如Google，虽然已经获得一种超越经济性的社会性的资源、权力，但前提还是在于企业的需要，企业依赖Google获得一种具有社会性的与用户交换信息的方式，据以指引自己面向“社会、市场和未来”的行动，Google的第三方性质一览无余：依附于社会之皮，从社会价值中汲取企业赢利，这就是Google的赢利之道。
与此相近似，“长尾”经济的社会性、第三方立场将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沃尔玛、亚玛逊、eBay、Rhapsody、Alibris等，现在都处于甲方立场与第三方立场掺杂不清的状态，沃尔玛、亚玛逊既向自身主营业务之外的企业分享社会数据库资源，更直接致力于自身的直接销售，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矛盾，或左或右必须作出选择——需要指出，甲方立场与第三方立场并无高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总是必须互相依赖，他们分别代表了“机器经济”和“人的经济”。
“长尾”经济的极致，是高度效率、高度整体、高度融合、高度一体的生产、消费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人的全息关系的价值真正成为超越资本化的价值形态，而全息价值超越资本价值的结果，也可以讲是对于人的”物化“的现代性课题的一个最终答案，”物化“的人屈服或者麻醉于资本和现代科技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全息”经济从一个非科技的角度，从让人的主体意识复苏的立场，来寻找具备总体智慧的经济机制。
“长尾”经济依赖的不仅仅是科技发明、互联网技术的大进步，因为并不是高深艰难的技术进步——而是以新的“互联网思维”将人和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决定“长尾”经济的是一些新的思维、观念、文化而不是技术。“长尾”机制的目的在于让“个人”更好的参与和控制生产、生活和消费流程，同时又致力于在“人”的有效性有“社会”的有效性之间架设宽广而明确的桥梁。
“二八”现象·互联网根基·“长尾”理论
如果我们认同全息经济、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三位一体的关系，就可以认识新经济、新知识机制与新社会机制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就可以认识到全息的互联网是新经济的基础、摇篮和渊薮，作为“长尾”效应相对集中的领域，互联网率先在电子商务、搜索、娱乐性内容、沟通组织等领域展开了对“尾部”经济的开发，比如在线音乐、电子杂志、书籍影片的在线消费和交易、在线个人拍卖等等，都在将原来于“二八”经济条件下相对薄弱的交易激活或赋予其新的活力，这表面上带来了大量小额交易的增长，深层看则属于经济领域的特定生产或消费部门对互联网优势进行选择性发挥的必然结果——在实体经济中被冷淡的“冷门”品种或冷门的消费、交易方式，在互联网中找到了新的出路。
基于互联网优势的“长尾”经济，是与一定的技术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历史的范畴，是与人类走向技术文明的步履紧密联合的概念。在战略和历史的眼光中，“长尾”经济必须具备三大根基：一是“全息的互联网”；二是“运算的互联网”；三是“人人的互联网”。严格来讲，目前这三大根基都还处于相当弱的发展之中。
“全息的互联网”是指能够智能化的识别和辅助全息联系、外化全息关系、优化全息路径的互联网，是在SNS、论坛、博客、门户、搜索、IM、商务、企业IT运用等多方面全面实现全息进化的互联网，他以全息搜索为核心，以全息关系为对象，以涵盖全网乃至全社会生活的庞大结构为基础，致力于解决“孤岛效应”、“信息爆炸”等问题，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让人类社会关系更加透明的过程——这是人类数千年未曾实现的历史性大事件。
比如通过搜索，人类可以更方便的获得信息，这奠定了全息的互联网的根本基础，再向后，更高层次的进化将发生在对特定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搜索领域，而亚玛逊、eBay、Google等“长尾”经济巨人杂这个方向上存在着非常广阔的创新空间，关键性的任务在于通过小额交易、冷门生产供应和冷门流通消费、外包和即时组织、情感消费活动、第三方服务等“长尾”经济现象的繁荣，逐步反映和培育一种直接归结于“人与人”的全息关系的经济逻辑，也就是说“长尾”经济的真相、前途、突破口和大爆炸的临界点在于“将人在社会之中通过经济方式组织起来”——也可而已说，这是一种新式的“社会主义”思路。
“运算的互联网”是在流通层互联网之后新的发展阶段，重点任务在将互联网强大的机器运算力量诉诸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互联网不仅仅成为知识的载体、传播者，不仅成为电子化的存储仓库，不仅成为沟通和联系的工具，更在与PC共同发展、相互融合中成为一种自动化辅助工具，目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服务器端软件以及数年前微软的.net计划都可以作为这一趋势的一些苗头，而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模式、沃尔玛的物流数据库管理、Alibris对二手书商书目的动态更新、百度的国学研究频道等方面，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互联网运算”的身影。
仅仅拥有庞大的社会化数据库并不是亚玛逊们的终点，仅仅获得二手书商们的最新书目也不可能支撑起Alibris的核心业务，他们都必须进行最根本的“经济运算”——在互联网上致力于培育“供应与需求匹配”的运算功能，让生产因为消费而发生，同时让消费因为生产而发生。不过，真正有意义的互联网运算并不是简单的让人找人、人找信息这样的形式上的“数学”操作，而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个人存在、个性、个人价值等涉及人性的要素进行操作的那些运算行为，目前的“长尾”经济对冷门领域的事实影响，与其说属于对一些经济部门的历史性“重启”，不如说是对于在过去漫长的、没有互联网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湮没无闻、死气沉沉的那部分“人性”的第一次“点燃”——确实，亚玛逊、Alibris、eBay、Google等模式都在过去数千年中闻所未闻，这些“长尾”经济的先行者第一次跨越时间、空间、文化、语言、机制等方面障碍，让无数的“个性化消费”从不可能为了现实。让“需者”得其“需”，让“供”者供其“有”，需要在遵守成本约束的同时扩大选择面，这为“运算的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意义。
“人人的互联网”最典型的是近年涌现的博客等个人化运用，他重点构筑一种大众参与、控制和分享三结合的社会性流程，让互联网更好的与社会性的全局文化相互一致——因为社会发展已经自发的产生了大众化、个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方面的综合趋势，正是社会综合的内在心理文化需求导致了“人人的互联网”的产生。博客可望成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枢纽，并可望成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枢纽——当然博客首先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枢纽，至于博客的“长尾”基因就根本无庸多言，因为博客赋予草根更加强大的知识机制，引用传播学的术语博客赋予“沉默的大多数”以浮出水面、走向主流的力量，一些原本被遗忘的社会关系被重新重视，一些新的以“草根”为根基的新的社会关系也在成长。
上世纪从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的诸如后现代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都是个人化趋势的必然性的反映，这场演变之潮至今忽起忽伏，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在时间阶段上也发展不平衡。以互联网为例，即使在博客、电子商务等很多“长尾”领域已走得较远，但在门户、搜索、IM等方面真正的个人化、真正“人人的互联网”还有待发育。
“长尾”经济或“全息经济”的三大互联网根基的构筑，也意味着对于经济学传统的挑战：比如对理性人假设引发一系列的反思，理性人和理性组织是否真正的存在？理性的互联网是否才是对经济总体高度膨胀之后的新的正面的力量？再比如对资本的作用引发一系列的反思，资本构筑起的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在变大了的经济体面前是否继续有效？互联网在新经济中的作用将如何替代资本和市场？市场的新定义是什么？将资本作为一般等价物所能够衡量的可增值的财富，那么知识的衡量是否应该靠资本以外的什么力量？再比如对财富形态引发一系列的反思，从传统的物质化的财富观，到近数十年开始为大众接受的知识化的财富观，目前全息的、运算的、人人的互联网正在酝酿和即将大量生产的“全息关系和全息体系”——一种新颖的“全息财富”——在市场中的定位是什么？“全息财富”如何区别于物质财富和知识财富？
全息经济改变资本、市场、财富和经济中的理性作用的传统定义，直接将基于全息搜索体系的全息维度、路径、关系体系从一切经济现象的背后剥离、揭示、单列出来，提出将“社会关系”本身作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经济化”推动力，而“全息的互联网”、“运算的互联网”、“人人的互联网”构成了“长尾”经济的三大互联网根基。
“二八”现象•资本经济与全息经济•“长尾”理论
“长尾”经济也是“全息经济”——具有高度联系性、关系型、社会化的经济。“尾部”经济激活沉睡的需求，同时恢复被认为“不经济”的冷门生产供应，大大增强了经济肌体中的联系性、互动性。如果说传统的“二八”经济在“头部”及主流经济关系中呈现出活跃的经济互动，那么“长尾”经济则将“活跃的经济互动”延伸和扩展到所有领域——尤其是那些原被遗忘了的“尾部”。
凯恩斯生前曾经预言人类将在100年后进入物质溢余时代，理由是资本的复利增值所对应的人类财富增长将超过人口的增长，虽然他的结论忽视了人口疯狂增长的可能以及资源、能源、环境的有限性——特别是后者，正如罗马俱乐部对于人类发展空间有限性前景的论断，二十世纪末的迹象更加让人们对于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产生怀疑。但是，同样在这新旧世纪之交，因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另外一些事实又为凯恩斯的预言提供另外的论据，那就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的大发展。
“长尾”效应大量发生于与互联网、电子商务有关的领域，恰恰在证明“长尾”效应本质上属于一种知识效应——这应该属于基于互联网的“新知识机制”作用于经济的直接后果和最重要的后果，这也告诉人们：和传统的经济机制的主导因素不一样，新经济中的任何经济机制最终必然首先是知识机制——这将是未来的必然经济图景。
基于互联网的“新知识机制”既作用于“头部”经济也作用于“尾部”经济，但目前后者的反应远比前者强烈，这在证明“新知识机制”处理“无处不在的联系性”的“全息本质”，新知识机制、新经济机制、新社会机制这三者之间能够发生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各自在处理“全息联系”方面的一致性要求。
知识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依托知识性的资源而不仅仅是资本组织经济活动，但是这样的理解方式仍只将知识作为资本的另外一种构成，让人们不能够真正下决心将知识经济与资本经济割裂，通常的混淆便是，把知识经济理解为在市场经济范畴下的一种以特殊资源组织起来的特殊的资本经济，知识经济与资本经济的界限并没有被真正揭示。
必须将知识经济理解为资本经济的对立物或者质的传承物，这首先必须建立起一些“全息”的认识前提。全息理论认为人类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是：以经济关系的高效率“协同”来代替传统的以“资本”及其交换基础上构筑起的“市场”作为组织经济的秩序纽带，也许很滑稽，这不知不觉联系起计划经济的传统，也就是让某些高运算的素质来支持经济的自动化组织。
“尾部”经济可以说是基于社会化数据库的运算经济——一种和计划经济不谋而合但又存在明显区别的、以新知识机制促进“经济关系的高效率协同”的经济模式，这可以从沃尔玛的中央物流数据库、从亚玛逊强大的书籍分类处理能力、从Alibris将全美上万家二手书商的动态更新书目的活动搬运到互联网上等事实中得到初步的验证，再向后，人们还可以从“头部”经济的巨头们的电子商务化、从Google带来的社会政治操纵的阴影、从迅猛增长的第三方模式的可怕成长等事实中得到深入的验证。
“全息”理论认为，经济、知识、社会三者正在以疯狂的速度相互纠缠、融合、分解和重构，而每个具体的“个人”则成为这一巨大旋涡中虽然微小但绝不忽视的“核动力小舢板”——个人对话社会、操控社会、对抗社会的时代正在来临，而“人性”正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的“核动力”。
资本是价值化的资源，而资源进行组织和配置形成市场化结构的纽带也只不过是一种让资源可比的中介，这就是资本的另外一种含义。资本化的、资源配置的市场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发育后，因为凯恩斯所重视的资本的复利增值，使得资本经济的规模异常庞大，人类很难认识到这已经导致另外一种匮乏，那就是对于资本原有的“资源配置”目的性的满足。资本和市场在更大规模的任务面前是否真正胜任“配置”的要求？二十一世纪之初向新技术文明进化的一些重要技术和创新现象已经提示了答案，在资本化的市场机制之外，一种在更高的进化水平上出现的计划经济的循环式复苏正在酝酿。
资本确实在实践着传统经济学的特性和功能，理性人假说支持资本化的市场在工业革命以来300年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但当理性人的意义赋予资本的价值功能到达一个阶段顶峰之际，我们应该思考：人的思维和运算的潜质在目前的历史范畴中的极限是什么？事实上，资源配置的任务已经空前强大，理性人假设前提下的经济理论体系正面临全面挑战，对于理性的匮乏必须寻求新的替代物，出路之一在于“全息”。
“全息”是根植于经济本身的配置的本能，他直接基于经济性的关系，寻求经济结构中的联系性、网络和逻辑的脉络，而不是象传统经济学那样寻求资源与人的结合，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的大厦建立于单一人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反映人与物的对抗性关系）的基础之上，全息经济学的大厦则建立于经过全息联结后的人群和目的性的人的经济活动（主要反映人与人的协同关系）的基础之上。按照全息经济学观点，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出现一些谬误，特别是其中忽略了一些必要的全息因素，比如人与人、与经济、与资源的多位和多元的关系的综合对于某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所以传统的经济学的结构接近于一条一条的割裂的、假设繁多的虚妄幻想，其对现实的经济生活的作用，并不仅象目前的一些批评者所言“是无效的和脱离现实的经济学”，更有害的是“传统的经济学”整个属于“误解和分解、破坏经济活动整体性的经济学”。全息经济学必须以人性作为粘和剂，将经济研究的结论进行“有机”而不是“无机”的逻辑处理——任何单一的或条状的经济学结论都只导致向传统经济学的倒退。
全息经济学在发展之初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市场和资本的意义？他们是否继续保持资源配置中的枢纽作用？全息理论相信与资源和人群的经济活动有关的全息范畴，比如渠道、用户信息、消费偏好、信用、功能信息系统等等，都将成为根本性的资源配置者，他们分解了市场和资本，并且予以替代，但是在其背后，则是一种可以联网的知识，也就是全息化的知识系统，按照这样的推理路线，我们终于发现了知识经济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一种基于全息关系的全息经济体系。
比如亚玛逊改变了传统的书籍市场，也影响着这个行业的资本秩序，亚玛逊远不再是书商，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人类社会数据的吞噬者，他就是纯粹的信息和知识的饕餮——但这却被人们普遍忽略；对沃尔玛的神话，一般的观点只不过将其视为一个比较成功的“销售商”，人们也普遍地忽略了其作为知识经济的新生事物，与所谓的“销售商”的本质区别，须知，沃尔玛在不远的将来——或者说现在正在——很快即将成为无所不包的渠道性的巨头，他将呈现出社会性的、第方经济立场的、主要以来知识作为资源和权力的来自未来的真正面目。
那么，全息经济如何替代和分解资本和市场？在对知识的运做机制的研究中，我们不知不觉竟然进入了经济学的那些“闭门”殿堂。在《论人类“A”“B”极知识管理的搜索化前景》系列文章中已经分析了知识的“资源之源”和“权力之母”的属性，这也给以上述问题一个寻求答案的锁钥，事实上，互联网经济——全息经济——知识经济，三者是高度一致的范畴，他们都以“联系性”为动力，围绕着“资源”和“权力”大做文章。
互联网是人类性和社会性的全息结构，是具有全息经济属性的知识经济的物理和逻辑基础，也是关键性的全息基础，在全息关系的弥补或者替代下，资本的相对过剩的问题、市场的相对“弱智”的问题都可以寻求另外一个方面的答案：一方面，政府可以弥补上述问题，因为政府是人的一种特殊化组织起来的理性资源，而现在政府疲惫于此，他们正致力于对社会性组织和第三方力量的培育；互联网则提供了另外一种特殊化组织起来的理性的资源，当互联网发育到全息阶段，全球经济的全息性将很自然的显现——我们正处于全息经济的前夜，全息化的系统创新以及全息理论的发展正在进行，而“长尾”效应来自未来同时发生于现在，正在揭示普遍的、无处不在的经济图景的魅力。
“二八”现象·社会化数据库·“长尾”理论
精准数据库是“长尾”效应的基础，他既包括精准的生产供应数据库，也包括精准的用户需求数据库，其与传统数据库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化”——他是一种“社会化”的精准数据库。“社会化”精准数据库的一大特征是开放性，从封闭、有界、缺乏流动的数据库向开放、无界、高度流动的数据库发展，这一进程同时也是形成整体统一的人类社会化数据库的进程。
按照全息思维，人类的各类经济活动信息都可以遵循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要求，向着数据库处理的方向前进，而这作为“长尾”的一个终极目标，正率先在二手书、自制音乐、数字电影等领域初步实现。比如Rhapsody和iTune在音乐领域正在构建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化垂直数据库，而Alibris则拥有二手书领域的社会化数据库，他们通过将人类的社会性信息数据库化的直接使自己成为社会某个领域的数据垄断者——成为具有某种社会权威性和社会信用的特定领域的“信息寡头”。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Rhapsody和iTune、Alibris们逐步具备社会性的强大力量，是因为他们控制了社会性的数据库，但这并没有消耗他们过大的成本，互联网以其社会性的潜在价值吸引了数据各方主动及时并且义务的为Rhapsody和iTune、Alibris们的社会化数据库添砖加瓦。比如全美上万家小二手书商就非常乐意向Alibris及时提交、更新自己的书目清单，而亚玛逊通过与玩具反斗城、Target等零售巨头的合作，系统而批量性的迅速拓展了自己的长尾供应空间，作为后者则非常乐意在特定领域独家提供有关社会化数据。
玩具反斗城、Target等零售巨头向亚玛逊提供的数据库信息，其社会化成分相对远远低于全美上万家小二手书商，这是因为后者的信息数据中的个性化、冷门化和长尾部分高于前者，比较大型零售商主要于“头部”经济发生流通合作并且积累形成了对缺乏多样性的“流水线产品”的集中定势——如果说他们具备一定的多样性的化，那仅仅限于少量的规格、型号、色彩等方面的区分，这些功能性的区别并没有真正涉及深入的人性。
因此，对社会化精准数据库建设最具意义的贡献，应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长尾性的供应领域，从点对点的小额交易中完成人性与人性的对话——这在传统的非长尾机制下非常困难；二是来自对传统的“二八”经济中的“头部”领域进行的小生产性的定制改造，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部门需要完善自身对于产品区分的传统方式，引入更多与人性有关的标准和文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入与精准消费有关的“非功能性生产”的理念，这等于要求他们引入大规模的社会化数据库渠道来完善自身与消费者的心灵接触。
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部门向长尾化数据库经济的变革仍然在进行，而同时Rhapsody、iTune、Alibris们在没有任何“非长尾历史包袱”的一片空白中开始了与他们的赛跑。前者代表了“二八”经济背景下传统商业巨头的艰难转变，后者代表了直接立足社会第三方立场的社会数据库渠道的崛起。在这一赛跑中仍无定论的是，未来如何定位亚玛逊们的社会第三方立场与传统流水线企业的甲方立场之间的社会化协作？如果允许亚玛逊们的社会第三方立场的疯狂成长，那么传统流水线企业的甲方立场是否会最终沦为社会化小生产中的“商业奴隶”？既然后者的社会化数据库在纯正的社会化要求方面具有先天不足的弊病，那么是否需要存在？是否能够存在？
社会化精准数据库建设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以生产供应数据库为起点，以用户需求数据库为终点，这相对比较符合传统商业逻辑；一条是以用户需求数据库为起点，以生产供应数据库为终点，这更加符合未来的商业逻辑。前一路径是目前包括亚玛逊、Google、eBay、Rhapsody、iTune、Alibris等在内的所有社会化数据库建设的领先者们普遍采用的路径，而后一条路径至今少人问津，但必然成为电子商务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八”现象·消费者身份认同·“长尾”理论
“长尾”现象体现了消费与生产的融合，也揭示了消费者身份认同方面的一些重要趋势。现代市场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竞争，更突出真多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竞争，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认同价值被重新定义和发掘，具体包括三大方面：
一、消费者同时作为生产者的身份认同
消费者的潜在价值，即在他的腰包、财富、家庭背景等影响消费的传统观念之外的价值，逐步在消费影响因素中凸现，比如消费者的社会名誉、学习力、商业影响力、独立的学识特长等等并不与购买消费发生直接联系的因素，却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消费相对的是生产，在传统市场经济观念中，生产和消费两种身份是割裂的，因此考察消费者的因素只要考察他的消费力，比如他拥有的现金或者信用；但是，现代一切都开始变了，消费者同时也被作为生产者来研究，来研究他的生产能力，也就是他给社会能够创造价值的能力，无论这种生产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得到全新的审视。
这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本来就是重叠的，只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的历史轨迹遵循了精细化竞争、细分市场、直接面向消费的理性思维，而忽视了消费者作为社会成员、作为社会经济链条上的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的属性，当然这种状况也和和信息机制没有高度发育、无从培植基于高度交换信息的身份整合型经济体系有关；而现在，互联网和全息社会的到来，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社会成员不同身份的联系信息的有序化也得以在技术上予以实现，在传统的观念中被细分为不同行业的市场，正因为技术进步而重新开始趋于融合。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推动跨行业的大型商业集团出现的主要力量，其实正是来自社会性的信息技术进步，这个趋势正在加强，从传统行业，加速向互联网业传递。
如果我们把消费者看作一个社会性的个体存在，生产和消费只是他的若干身份中的某一个对称概念，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重新定义个人在商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新思路，我们可以把抽离出来的“人”的普遍性作为组织新时代的商业活动的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将产生出全新的商业竞争规则和秩序，最终我们会发现传统的所谓“消费力”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他总是和个人的“生产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从个人的“生产力”角度出发考察其“消费力”，又给我们带来很多魅力无穷的思考空间，比如由静态的“生产力”延伸到动态的变化的“生产力”，最终个人的学习力被发现成为影响个人消费力的根本性要素。
二、消费者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商业竞争中的品牌的价值越来越重要，百年老店、大众品牌甚至可以弥补产品、服务方面的小小缺陷，他们建立起对于其他竞争者如此巨大的径自优势，其根本原因已经不再是某种使用价值，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大的商业理想政府市场，并且成为凝聚这个群体的纽带，商业成为社会成员取得身份的群体认同的一股力量了，这已经超出了商业的范畴，这里可以产生社会性的巨大价值，其源头便是一种符合商业趋势的市场存在，消费者在这个身份结构模式中已经不再是能够掏腰包的花钱机器，而是因为花钱的某种必然理由而必须围绕于商业周围的活生生有思考的“人”。
第一种思路是从社会大众中寻找特定的群体来最好的达到自己的推销目的，卖更多的商品给他们；第二种思路是社会大众开始依靠某种商品和商业消费行为，来取得自身的社会文化和理想的人体感和归属感，进入本就存在的对应的群体之中。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就是由第一种思路转变为第二种思路的变革，“品牌”只是对于某种依附于商业要素上的文化和理想的可视化的描述，品牌的背后是一种超越了商业的社会性的力量，既有生理和经济的因素，也有心理和文化的因素，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商业中的人性因素，人性正在复苏，通过将商业领域被割裂了的各个人性构成重新整合而得以实现。
消费者不再简单的冠之以对于“消费群体”的身份人体，那是商业力量、需要获得赢利的商业组织强加给消费者的“催眠”；现在消费者情形的自发的寻找自身的“社会身份”，并且发展真正自然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过程促使商业活动更深刻的与社会活动相契合，而且推动这个趋势的力量不再是谋利的商人们，而是全社会在自发的参与中予以实现。未来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呈现这样的趋势，在规模结构上趋于集中，但是在文化和理想认同方面，多元化刚刚开始，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特征便是，人的群体识别、文化形成、关系汇聚更加密集、频繁、深入和加速，商业终于开始成为为社会内在的文化所趋势推动的领域，商业与社会的相对关系也被重新定位，而这一切都和信息革命密不可分。
三、消费者作为传播者的身份认同
从信息和知识传播的角度看，传统商业中的价值流动同时伴随着信息和社会关系的流动，但是消费者的传播价值因为传统大众传播的束缚并没有被有效发觉，更没有上升到与消费身份认同相提并论的程度。作为消费者的人在传统商业消费系统中，既是与他的生产者身份相割裂的，也是与他的传播者身份相割裂的，即使在整合营销、全麻营销、病毒营销等新营销理论实践体系中，消费者的传播力也没有上升为影响消费行为的核心因素，而是更多的站在产品或服务推广的角度被作为传播的辅助工具。
在传统营销体系中，消费者的传播力处于是次要的、分散的、被动的、被利用的地位，大众传播始终是商业领域的最主要的的商业推动力。也许，这也和消费者的传播力没有合理有效的自组织机制有关，而现代信息技术和互相联网的进步改变了这个格局，现在我们正处于消费者直接高调介入传播的关键时刻，消费者的传播价值将成为影响消费的核心因素之一。
正是因为消费者上述三大身份认同的崛起，成为与消费身份相平衡的力量，商业领域的竞争规则、发展趋势、力量对比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对此很多新兴的商业力量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入的予以验证。
“二八”现象·不可定价价值·“长尾”理论
在长尾经济中，个人价值应该通过某种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匹配和交易，在职业行为和非职业行为之间提供可由个人自我控制的价值转换出口。
个人价值可分为可定价价值和不可定价价值，前者包括有成熟的交易市场或者容易定价的个人技能、劳务、财产等，后者包括没有成形的市场、缺乏广泛定价规则或者需求冷门的个人价值。可定价价值交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都经历了长期的实践积累和检验，一般都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定价体系和信息系统，不可定价价值往往具有需求、交易、供给的随机性和个人化特征，定价的主观性、模糊性较强，交易方式经常选择不通过货币计量的物与服务的交换方式。
可定价价值代表了个人价值的主流，一方面个人参与社会生活获得的报酬、通过技能获得货币化收入，一方面个人以一般等价物购买自身所需要的服务；不可定价价值是需要挖掘的巨大的个人潜力，他增加了个人对于社会价值的贡献弹性，扩大了个人对于自身整体价值的自由处置权，激活了人类价值的一些闲置的角落。
但是由于个人化的信息功能发育不完全，长期以来个人无法得到强大的不可定价价值的实现手段。互联网的出现和博客的兴起，让个人对于不可定价价值的转换获得全新的信息基础，个人自我价值得以更加完备全面的面向开放性的需求面，其中的纽带便是博客所具有的全息属性——以个人的某项不可定价价值为枢纽，所有可能的需求方都可以与之产生全息联系，对此进行优化后所形成的价值转换机制便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来自全息力的新经济的范畴。
全息机制对于关系的揭示和优化形象于传统的主流经济贸易领域则是渠道、物流、生产环节的智能化和日益完美，形象于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则是对于非可定价价值的强力撬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经济将诞生和发育，那就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联系于“C2C”又与之有所区别的点对点的价值交换，这给传统经济理论中关于一般等价物与特殊等价物之作用的相对大小的传统结论已经提出了新颖的课题，同时对于传统经济理论中市场与计划、资本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大小的既有结论也提出了新的思索课题，甚至这对人类未来30到50年的所谓危机预期的传统经济学结论也提出了有趣的挑战——事实上，全息力量让传统经济更加可计量、可计划、可控制，又在让沉睡的个人经济开始觉醒、活跃以至爆发，而后者正是一种升华了的物物交易的历史性的复活，他们共同构成了全息经济活力的两个支柱。
——按照全息理论的观点，传统经济学认为的资本主导的实体经济，本质其实并非如此，在纷繁复杂的生产贸易服务现象背后，更加关键的产品的生产并没有为学者们所认知，那就是全息关系和全息机制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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