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二八”现象·“资本—科技”机制·“长尾”理论
文/顺风
个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事实是行已经构成马克思理论思考的一个历史前提，科技能够加大个人对于社会影响力，而在马克思的时代则在个人的劳动之外没有更多的因素能够让个体的“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更加强大。哈贝马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表示怀疑，并且引导科技力量压迫社会所有成员的结论，但是并没有勇敢的面对科技力量的载体人群，而虚无的没有“人群”主体的压迫永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为哈贝马斯的矛盾寻找出路，要么寻找出一个可以代表科技权力的压迫阶级，要么只有从人的本身的分裂和矛盾中寻求答案。
“物化”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但是和哈贝马斯引出的“异化”问题相比，“物化”仍然是承认阶级对立并且据以找出了一个继续存在的和科技等新的社会趋势结合一体的资产阶级主体；同样是思考马克思，哈贝马斯对于卢卡奇的进步或者深入在于，他已经潜在的认识到资本和科技结合的现实，但是他也没有明确的引入一个符合逻辑的“资本-科技”的机制，没有探索出这样一个前景，那就是科技对于资本的结合只是暂时的，科技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对抗人的自由和独立，那么他迟早将改变现有的资本的王国——比如科技对于货币的异化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那么，科技是如何超越资本的呢？这已经设计全息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关于自然性的个人的经济价值的问题。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的价值是必须结合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结合特定的外部经济秩序的制约来加以评估的，上述三个对于人的经济价值的约定性在现代科技的政治性成熟的背景下，现在必须重新定位。
科技并不是中性的范畴，首先他就是一对矛盾的一个方面，其次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其他矛盾统一体的第三方，科技与所有意识形态、所有社会或者政治范畴的结合，都因为科技自身的矛盾一方的特质，而是有所优先、有所选择的。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科技选择与资本结盟，这是上个世纪给出的最有价值的经济证据之一。不过，正是因为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有着其自动而内在的动机，科技有独立的选择性，因此科技对于资本的超越和异化也就非常自然。
劳动价值学说对于科技性劳动的引入和分析明显不足，简单劳动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构成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重要目标。我们必须确立，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寻找进步生产力的代表，既不是以人口也不是以社会财富或者权力为标准，历史线性进步的观念深刻的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石，而此点甚至在哈贝马斯、熊彼特等的思考中也没有清晰。弱的经济力量必然酝酿出一种强的经济力量，一种有革命性的经济力量，所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似乎具有某种正义经济理论或者英雄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色彩，而马克思也主张，劳动者是历史的真正英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甚至引申出“劳苦大众”这样一个形象而具有煽动性的非经济学名词。
但是，在把农业人口排除出核心的革命者而作为“结盟者”的同时，马克思理论的正义经济理论或者英雄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色彩仍然一点没有削弱，“工农”人口始终是经济领域的弱势人口。而在“弱的经济力量”的革命性可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思考，那就是为什么被选择或者发现成为革命力量的“工农”人口，也是如此巨大的社会的主流人口？他们在人类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一事实如果仅仅从马克思“对于社会内在结构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同时囊括社会对于内部的个人或者人群的关系”的探索偏好出发，很容易被忽略——反之，以本文前面所述，从社会总体和个人个体的角度同时进行两极性的考察，我们就而已发现，经济条件与教育的关系，正如资本与科技的关系，可以作为社会性的联系性范畴，被用来思考众多的问题，特别是重新审视众多以财富差距、经济差距为独立而唯一的核心因素来得出的众多结论。
马克思时代的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低占有，以及“外部经济秩序”对此现状的维持，都同时伴随着劳动者对于知识、教育和科技力量的低占有。近年形成了“劳动—科技”与“资本—科技”的二元体系，是以科技作为时代性的枢纽结合为整体的，一端是先天的、自然的人的本质价值，一端则是社会的、继承的、后天的某一群本称为“资本家”的人的控制力。这一体系在马克思时代，则是一种简单的“劳动”“资本”的二元体系，知识、教育和科技的力量既没有觉醒，也没有强大到被引入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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