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追寻德鲁克的步履
——“异议主义”与二十世纪的对抗
文/顺风
——本文为德鲁克传记《旁观者》中《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读后感。
德鲁克显然认为“异议分子”是一个有着严格标准的荣誉头衔，良心、“孤客”、信仰、道德、抗衡现实——这些都是给“异议分子”带来荣耀、自信和麻烦甚至毁灭的关键词。在《英国最后一个异议分子》一文中，德鲁克把政治描述为任何真正的“异议分子”的坟墓，甚至暗示在布雷斯福德之后的英国再也没有“异议分子”生存的土壤，因为布雷斯福德是“最后一个”，所以说“他这个人要比他代表的事物意义重大”。
在德鲁克的笔下，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各国的政治几乎全部都围绕着对于战争、社会主义、宗教、纳粹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和犹太人的争论所构成，布雷斯福德作为“异议分子”，具体体现为他对于上述争论读市采取了一种非功利的、“有着一颗心”的独立立场，其中不乏预见性的智慧，但是当政治事实演变到可以证明他的正确时，他却不惜与原先的那些立场一致的观点盟友们决裂，因为他无法掺和进那些人对于政治战利品的分赃式的攫取中，而且布雷斯福德从骨子里的深处对于那些擅长追随胜利的趋势、听取利益的呼唤、始终没有真正的一贯立场——或者从拉没有良心的、习惯于偷食腐败的政治垃圾“鬣狗”们抱有强烈的鄙夷。
“异议分子”是听从良心召唤的独立思考者，利益、声名甚至生命对他来说可以无足轻重，但是对于事件和事态的预先把握、预见性的观点，以及驱使他应该作出的那些行动，都是不可动摇、交易和亵渎的。德鲁克这样描述布雷斯福德：“他心目中的英雄是17世纪好战的清教徒，特别是“平均派”（主张财富、权利的社会平等）的成员，他曾以这些人为题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他说，他营业员都无法原谅克伦威尔的背叛。。。。。。而他最常引用的作者就是伏尔泰，床头总摆着一本伏尔泰抨击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书。”
早年因为反对布尔战争，他从很有个人发展希望的牛津大学学术生涯中退出；在出任《曼彻斯特卫报》国际新闻主笔期间，他写的社论强烈反对英国政府放弃原有的与欧洲其他强权结盟的政策，认为这是鼓励战争而非避免战争，而新的结盟政策当时正因为标榜可压制德意志帝国新兴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而获得一片喝彩；
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同“为了几块领土、煤产或是名声”的各强权之间的杀戮，认为这是不义的、残暴的战争，因此当工会领袖们纷纷以坚决参战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来赢得尊重和权力时，他却辞去了《曼彻斯特卫报》的工作，毅然参加反战运动，为此他穷困潦倒甚至一度锒铛入狱；
当一战后因为社会对战争的反省而使原先的反战者成为“英雄”并且成功的获得工党的控制权时，布雷斯福德却无法为工党赢得一个本已十拿九稳的席位而失去从政的机会，而他的那些工党朋友在1931年组成了全国联合政府——很快他们就变得相当保守，那时他早已与他们决裂；
之后在1920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个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人，并且成为甘地和尼赫鲁的独立运动在英国的主要倡导人，可是当印度独立运动成功之时，他却并不在被邀请之列——德鲁克认为布雷斯福德更象是为了拯救英国的灵魂热不是为了印度的自由才支持甘地和尼赫鲁，他认为尼赫鲁“太过狡黠”，认为甘地“太象克伦威尔”；
二战爆发后他作为英国全力对抗纳粹的积极鼓吹者，接受罗斯福政府的邀请赴美国进行巡回演说，以针对和对付当初新政最热切的支持者们企图置身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倾向，可是当他几个月后抵达美国时，那些原先的“孤立主义者”们在布雷斯福德还在海上时，就因为希特勒进攻苏联而骤然改变了立场，转而大声的倡导干预——他不得不提早结束这场已经失去意义的戏剧之旅。
所谓的“异议主义者”，看来也可以通俗的称其为“不合时宜者”，“异议主义”对他们不是虚伪的外衣和口号，而是真实、顽固、一致的灵魂和性格，并且从一开始就不能、不允许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丁点儿的好处。事实上虽然“异议主义者”有些时候会走在时代的前面、把握主正确的趋势，但他们恰恰经常为这样的预见所伤害，一次又一次的证明理想主义者们的悲剧宿命。德鲁克有些悲观的相信，没有结合权力的良知会让让人身败名裂、流亡而终——正如狄更斯的《艰难岁月》中的主角和异议分子布雷克普尔的命运一般，布雷斯福德这位“从19世纪狄更斯的想象中化身而出的异议分子”，“甚至不能算是殉道者，只是个‘牺牲者’”。
德鲁克笔下的布雷斯福德，将具有农村传统的社群的宗教的社会主义者——曾被认为是“粗鄙、谚语粗俗、一点都不科学的乡下人”——看作“有人道精神的、怜悯爱人的社会主义先驱者”，德鲁克认为布雷斯福德“所持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信仰和道德之上的，而非基于历史的科学的‘法则’”，不是理性出发的，也不是宣传手册上的社会主义。当然，我们可以感受这样一种“异议传统”的软弱一面，他要求穷人得到正义与公平，却不主张对富人的报复——这难道不也是他的高贵一面吗？良知的而不是权力的“异议主义”，才是真正的异议主义。
在德鲁克的描述中，布雷斯福德过着简朴几近俭约的生活，树木庞大的以室内乐为主的唱片和留声机是他的非常少的奢侈品。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有段时间，德鲁经常去他那里共度周末，每次一到达，还来不及从车上卸下行李，就被拉去分享他的“喜悦”，诸如在某个新挖的洞穴中发现的一只雌狐和她的小宝贝们，或者前一年的野蓟枯萎的树叶上正在孵蛋的小鸟，或者稀罕的百合贝母属植物，或者是初降的湿雪中早开的番红花，或者是一大片甜美的野风信子和花朵纯蓝的风铃草。。。。。。
一个细腻、虔诚、执着的欣赏和享受自然、生命的，严肃的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异议主义者”，他所对抗的现实，以及他所对抗的二十世纪的历史，难道不都是那些“必须予以异议”的局部构造吗？也许，只有在“异议”中，我们才可能发现“异议主义”对于人类的真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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