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顺风
道德是至高无上的范畴，但经常被批判为庸俗，很类似“人道主义”者曾经的遭遇，也类似中世纪很多“异端”的遭遇。
制度只是抛弃了道德意识的人的外在性。制度永远不能真正代表人性，制度大多情况下制约人性。制度只是道德的一种暂时的、局部的、不完全的形式。制度不能代表道德，一方面他只代表某些人的道德，一方面他只代表某种暂时的道德。 法律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道德不是法律的特殊形态。
法律重要，即道德重要。我们需要的是道德的法律，而不是不道德的法律。道德不代表传统，应该更代表未来，这是新世纪给我们带来的观念。道德是人类据以前瞻未来和趋势的内心的动力源，而不仅仅是对于历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事实和伦理的简单抽象，道德本来就应该获得应有的真实而具体的工具性，而不再仅仅作为法制和政治的附庸，这个愿景必然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到来。
道德是人自我完善的尺度，道德就是人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故中国古人说“厚德载物”。道德的作用被中国当前的体制低估，所以现在开始重拾道德工具。问题是，道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或者说是道统存在内在的矛盾，这个问题不可回避，但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有裨益。
道德、法律、文化、人性，虽然是不同的概念，但本质上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一种描述。民主法制之争，背后是道德之争，再背后是文化之争，终极背后是人性之争——对此需要结合对社会阶级或者阶层的再思考来认识。正是因为马克思阶级学说在知识经济时代遭遇的严峻挑战，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制度、道德、文化和人性的内在统一性，同时也启发我们对任何脱离或者忽视了“人性”的学说进行勇敢的反思。
人类的成长，既是相对于自然，也是相对于社会的个体的自我膨胀。“个体人”的独立、自由、开放、共享等方面意识的成熟，“个体人”之间因为现代通讯、交通和互联网技术而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有效率的联系，“个体人”为现代生存、学习和工作手段武装起来的新增加的力量，这一切都大大提升“人”的个人化色彩，人性——作为“个体人”的个人化的概念内性描述，直接指向人的终极价值和终极力量，直接指向“社会人”与“个体人”必须重新平衡的世纪重任。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层是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有效学说，知识经济情况下阶级分层出现交叉、模糊、转换的新动态（交叉：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缓和，利益交叉；模糊：劳动者和资本家的角色模糊；转换：劳动者和资本家的角色随时互相转换）。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遇的客观挑战——引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新事实，分析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外延，有望为社会学、经济学找出一条回归人性的路径。
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任何社会学科的未来，都必须从知识经济的实践中去寻找，都必然从“个体人”和“社会人”的统一平衡中去觉悟，都最终必然归宿于“人性”之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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